──邮寄送达贵。针对送达难的情况，不少法院在改革中与邮政部门达成协议，实行特快专递送达。特快专递的好处是在回执上可以注明送达材料的名称，有受送达人的签名，而且由邮政部门送达，可以减少当事人的对立情绪，送达成功率较高。但特快专递费用较高，即使是同城特快专递费用也不便宜。而此费用有的当事人不愿出，法院也无力开支，在判决书中确定由败诉方负担因无明确的法律规定也很难操作。
造成“送达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现实方面的原因看，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口的流动性很大。有的当事人借机规避法律，外出打工经商。有的当事人虽然没有外出，但藐视法律，避而不见。也有的是由于当事人的地址提供不详，或者当事人的地址发生了变化。在留置送达中，有的基层单位或组织不配合。在委托送达中，有的受委托法院存在地方保护意识。公告送达不规范，有的是法官的责任心不强，有的是当事人认为公告费太高，不愿登报公告。还有的“送达难”是由于法院人力的紧张，导致送达迟延。也有的受送达人地处偏远，客观上送达困难等。从立法上看，法律规定的不完善、不具体也是造成送达难的重要原因。仅从条文数量上看，《
民事诉讼法》关于送达的规定仅八条，而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关规定则有31条。
由于存在上述种种“送达难”的问题，各地法院也在不断探索。如不少法院开始使用特快专递，取代传统的挂号回执。有的法官还采取了一些变通措施。如在调解案件时，为了防止当事人在签收调解书时反悔，加快送达进度，就让当事人先在调解书送达证上签字，但这种做法的合法性受到质疑。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送达难”问题，还必须从立法上进行完善。笔者认为，可以从以几个方面进行改革：
首先，应当明确送达的主体。现行《
民事诉讼法》中没有规定送达的主体，司法实践中，一般由书记员或法官送达。针对“送达难”的现状，笔者建议，我国可以规定书记员、法警和邮政部门为送达人，法官应集中精力进行裁判而不应参与送达。同时应规定邮政部门在送达时，可以实行留置送达。这样就可以防止当事人规避法律，必将大大减少“送达难”的现象。作为大陆法系的德国对有此明确规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75条中规定“交付邮局即视为送达而发生效力，即使因投寄不到而退回，仍然有效。”我国台湾地区的
民事诉讼法第
124 条中也规定，“送达，由法院书记官交执达员或邮政机关行之。由邮政机关行送达者，以邮差为送达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