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国图志》早在1867年就遭到了激烈批评，冯桂芬对整本书的版面安排以及修订过程中所犯的几个错误都提出了质疑。在本文中，我已说明一中一西两位译者翻译的是同一国际法文本，这表明出版于1847年的《海国图志》扩充本的材料未经慎重选择，编者心中没有严格的修订思路。此外，我试图描述两位早期译者的差异以及他们是怎样处理国际法术语第一次的中文译介的。这两种文本可以作为展示一西一中两位译者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完成这一翻译任务时所具有的差别的有意义的文本。伯驾严格依据当时的汉语以及瓦泰尔著作的原意和语言，创造了一种勉强能为当时的中国读者理解的“混合式”（hybrid）语言。袁德辉发现伯驾的语言不符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就在伯驾文本的基础上，将他的译文改造为更接近中文习惯的文本。袁创造了一些表达核心概念的语义上的新词，并使整个观点都简化和中国化了。袁在改变瓦泰尔的观点时显然别有深意，但他的确切动机已不可考。虽然伯驾避免为“权利”创造一个新词，但他毕竟表达了这样的观念，即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兼有权利和义务。另一方面，袁突出了国际法中国伦理式的仪式和传统的方面，表明首要的问题是国家确信其为合理，而不是它在国际事务中应承当权利和义务。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政治形势不再适宜译介国际法。瓦泰尔著作的翻译在《海国图志》（1847）出版后的数十年间没有引起太多注意。当丁韪良1864年翻译第一本重要的国际法著作时，他没有沿用伯驾和袁的语词。甚至，他也许根本不知道他们的译文。而丁韪良的国际法语词也只是在其译作被翻译为日文后，才被引入并为当代汉语所接受。因此，伯驾和袁的译文之所以意义不菲不是因为他们对后来的中文国际法语言和逻辑产生的影响，而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原创性以及他们在国际法翻译这一跨文化的实践中所表现出的创新精神。
————————————————————————————————————————
参考文献
Barnett, Suzanne Wilson. 1970. “Wei Yuan and the Westerners: Notes on the Sources of the Hai-kuo t’u-chih”. 《清史问题》卷2，Ⅳ，November:1-20.
Barnett, Adrian Arthur.1967.John Fryer: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o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entham, Jeremy. 1789.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 London: T.Payne.
Bluntschli, Johann Caspar. 1868.Das moderne Völkerrcht der civilisierten Staaten als Reschtsbuch dargestellt. Nördingen: C.H.Beck’schen Buchhandlung.
Bull, Hedley and Adam Watson. 1984. 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Chang, Hsi-t’ung(张锡彤). 1950. “The Earliest Phase of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Political Science into China”. Yenching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燕京学报》)V:1-29.
Chiu, Hungdah（邱宏达）. 1967.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Law Terms and the Problem of Their Translation into English ”.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7:485-50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