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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可以得出两种译文风格和技术取向方面的差异。伯驾没有忽略相关段落中的关键表述。在他觉得汉语不足以表意时，他就改造原文以免创造新词。另一方面，袁创造了少量新词以向读者表述这些问题。主要的例子有：他将‘rights’译为“道理”，而“义理”对应‘justice’。另举一例，他将‘constitution’译为“例制”，这并非是与‘constitution’相对应的术语。当这些新词都不能传达国际法的精神时，袁就整句地予以忽略。
袁运用了当时已有的汉字组合，并使它们与西方国际法重要概念的语意相符合。20年后，当丁韪良翻译惠顿著作时，他没有采纳袁创造的这些新词。丁韪良在《万国公法》中将‘rights’译为“权利”或“权”，‘justice’译为“公义”，‘constitution’译为“国法”。这些译法在当时的国际法汉译文中已经较为固定。而袁德辉译文所使用的新词却没有成为汉语的通用词，这表明袁的译文从未产生显著影响。如上所述，就伯驾译文以及《海国图志》中译介国际法的全章而言，也可以得出同样的初步结论。
然而，两位译者在运用新词方面的差异却不是两个文本之间唯一且最重要的区别。在我们研究两位译者在传达瓦泰尔国际法著作中的逻辑和内在主张方面的技术之后，他们的差别愈加彰显。如张锡彤指出的那样，伯驾文本较具西方文法特征。事实上，这也许与他对术语和表述的译法无关，而是因为他运用了西方式的语法和论证技术。在复杂度和精确度方面，伯驾译文语言试图遵循英语法律用语。另一方面，袁润色、删节了伯驾文本，去除了其中所有“晦涩的”西方文法，而代之以直白的汉语论证方式，这样的方式背后是一整套的中国传统价值。
在翻译关于战争的一节的第一段译文时，袁认识到伯驾译文不能为中国读者理解，就改造和简化了文本。文本的第一句是：War is that state in which we prosecute our right by force.（战争即我们以武力主张权利的状态。）伯驾试图表达“主张权利”的逻辑，而苦于找不到合适的语词。他改造了这句话，将这句话翻译为：“打仗者，是我们出于不得已，强逼而应有此事也。”而袁使用了“道理”一词，并用动词“伸”表示扩张，将这句话简译为：“兵者，是用武以伸吾之道理。”伯驾在第二句中继续遵循上述模式，使得这一技术能为中国读者理解的问题更大了。瓦泰尔原文是这样的：Public war is that which takes place between nations or sovereigns, and which is carried on in the name of the public power, and by its order. This is the war we are here to consider ; Private war, or what which is carried on between private individuals, belongs to the law of nature properly so called. （公共战争发生于国家或主权者之间，以公权的名义并通过其命令而进行；私人战争展开与私人之间，说它属于自然法当是合宜的。）伯驾对此的译文是：“盖打仗者，有公私之分，或两国交战，或二主相争，所事皆出于公，而兵权亦出于公，此是也。私自两人相敌，此是性理之常，此之谓也。”（如果我们把伯驾译文译回英语，我们可以理解1847年的中国读者在把握国际法的实质上所面临的困难：“War may be divided into public and private war. [Public war] may take place between two nations or between sovereigns. That which takes place all originates in the public, and the military authority also originates in the public. This is it. [Private war] is enmity between two individuals, which belongs to the law of nature. This is what it is called.”）又一次地，伯驾因找不到合适的术语和推理工具而受到束缚。“公战……所事皆出于公”这一句表明他缺乏可描述战争“以公共权力的名义进行”之用语的事实。而袁德辉则完全没有理解伯驾的推理，对这一句话作了简单化的概括，使得瓦泰尔的原意尽失无遗：“公斗系两国所兴之兵，私斗乃两家所怀之忿。以妥当道理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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