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首请不拒”》
张海龙
【全文】
《评“首请不拒”》
张海龙*
“死刑犯有无生育权？”
这是法学界近来的一个热门话题，由此引出了北大博士焦国标先生《论“首请不拒”》一文[1]。“首请不拒”是焦先生自创的词儿，意思是“当事人请求的权利，如果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禁止，而且确系‘无先例’可援，法院就不能拒绝。”即要对“首请者”请求的某项权利，“无论是否危及他人，例不驳回”。焦先生甚至还建议在立法和司法领域实行“首请不拒”原则，以“奖励”社会生活中的求新求异之举。
焦先生的理由主要是“权利无限理论”[2]，即“在法治社会里，法律明确限制的范围以外都是公民的权利区域。这个权利区域没有边界，权利的种类也不可穷尽。随着社会发展，隐伏在这个区域里的潜在权利会不断‘显在化’。显在化的权利可能是正面的，不危及其他人，也可能是负面的，会危害其他人。”这看上去似乎很有道理，其实不然。
第一，“权利无限”在概念上存在错误。权利不过是法律赋予权利主体以自由活动的一块天地，其范围有大有小，但无论范围多大都是有限的，即不存在“权利无限”。权利义务乃是一对相互依存的孪生兄弟，共处于法律关系的统一体中。一方权利的实现依赖于他方义务的履行，如果权利人的权利无限，对方的义务岂不也是无限？无限的义务怎么履行？负担无限义务的人还有权利么？
第二，焦先生没有把握权利的本质，于是出现了“负面的，会危害其他人”的权利、“潜在权利会不断‘显在化’”等说法。首先，笔者不知哪一种权利是“负面的”，是“会危害他人”的？如果有这种权利存在，义务人岂不要履行被侵犯的义务？其次，权利在本质上是社会认可而非“天赋人权”，不能先法律而生。“当权利还不曾由法律秩序所‘保证’时，它还不是一种法律权利”[3]。作为法律上的权利，必须先得到现行法的确认。新生的社会关系是否为法律关系，其中权利义务又怎样划分，都有待于法律的明确规定。例如近几年呼声较高的“沉默权”制度，只要法律法规没有确认，司法实践就不能施行。焦先生所说的“潜在权利”是权利么？究竟是权利的“显在化”还是权利因国家许可而产生？
第三，焦先生未能认清“首请者”的诉讼请求到底是什么。“首请者”发现的并不是法律上的权利，而是法律体系的漏洞。众所周知，由于社会生活日新月异，新的法律关系不断产生，立法者无法对其事先预见，即使能够事先预见也无法在立法上完全表现，故而法律的发展总滞后于现实社会的发展，法律具有漏洞在所难免，常常会出现既无法律明文规定，又无先例可援的情形。“首请者”的请求，要么是对新法律关系中权利的确认，要么是对不履行义务的确认。如果一视同仁而不加区分地予以保护，法律文明也就失去了理性之光。就罗锋案而言，如果确立了男犯可行使生育权，根据男女平等，是否意味着女犯也可行使？而我国《刑法典》在第49条规定，不允许对审判时怀孕的女性适用死刑，也不允许女性犯人在拘留、逮捕期间申请怀孕以规避死刑的适用。施行“首请不拒”将人为的造成法律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