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死：立法如何应对
傅达林
【全文】
引 言：安乐死一直是世界各国议论纷纭但又颇有争议的话题。今年两会期间，政协委员田世宜递交提案，呼吁国家有关部门着手研究与安乐死相关的法律和立法。（中国新闻网2002年3月13日）紧接着3月22日，英国伦敦高等法院作出了一个破天荒的裁决，宣布一位全身瘫痪患者“有权要求关闭她的生命维持系统‘宁静并且有尊严地’结束自己痛苦的生命”，（江南时报2002年3月25日）从而再次引起世人对安乐死的论争。这一涉及到生与死的伦理与法理问题的特殊案件，同时也给我们留下许多思考的话题。
安乐死：立法如何应对
傅达林
赋予垂危不治病人以“死亡自决”的权利，授权特定的医生进行“死亡援助”，安乐死——这一曾经让人争论了几十年的名词，随着近年国外立法与司法实践的启动和国内相关案件的增多，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我国有安乐死立法的土壤吗？回顾1994年以来每次人大会上“安乐死”提案的提而未果，⑴面对近年来社会上要求安乐死的呼声不断高涨，人们不禁纳闷：安乐死，立法还要“沉默”多久？
理性的支点：人是否享有选择“优死”的权利
生与死都是人生的必然现象，谁也逆转不了。千百年来，人类正是在生与死的激流中不断发展完善着自己。生存权是首要的人权，人既享有生存的权利，是否也应拥有选择死亡的权利？随着社会的进步，当“优生”的生存观得到广泛的认同后，“优死”的死亡观也就慢慢成为人们追求的权利热点。据调查显示，有82.3%的人赞同“安乐死承认了病人选择死亡的权利，是文明的进步”。⑵可见，安乐死这一新鲜的“泊来品”，已向中国传统的死亡观念发起了挑战，促使人们重新审视生命的意义，深入思考人的“死亡权利”。
毋庸置疑，从对死亡的消极接受，到积极要求自主处置生命，这一发展过程体现了人类死亡的文明进步。几千年来，由于受传统文化影响，在国人心中早形成积淀了“生命神圣”、“命由天定”的传统道德观。因而，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保存和延长生命都是符合道德的，绝对不允许外界生命对它有任何改进和补充。这种道德取向，只注重生命的数量，而忽略了生命的价值和效益。今天，人们对生命的认识已越来越由时间的长短偏向于重视生命的质量，追求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对于一个健全的人来说，他不但有为法律允许范围内一切事务的自由，而且也能以自身的行动去努力实现它，这时他的生命质量就高，生命存在的意义就大；但对一个患绝症而又病痛难忍的卧床垂危者来说，他已经基本丧失了这些自由活动的能力，所能做的仅仅是忍受病痛的折磨，等待死亡的来临，此时他的生命质量极其低下，求死的渴求已超越了求生的欲望，死对他来说已不象正常人那样可怕和悲哀，相反却是一种快乐和安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对病人的痛苦视而不见，明知治愈无望还采取人工的方法延长其痛苦的历程，让病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这与其说是尊重人的生命，不如说是对人类尊严的亵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