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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例如，美国某些法院对猫和狗的审判。
[25] 国外有的学者就以此路径论证自然享有与人同等的权利，其思路是考察权利主体的演变历程，它先由特权者扩大到所有人，再由当代人扩大到后代人，因而也可以由人扩展到自然。参见[美]纳什著：《大自然的权利》，杨通进译，梁治平校，青岛出版社1999年9月版。
[26] 江山先生认为，迄今为止，人类仍处于儿童时期，参见江山：《法律革命：从传统到超现代——兼谈环境资源法的法理问题》，载《比较法研究》2000年第1期。
[27] 种群延续的客观规律是通过个体的自然属性形成和体现的，每个个体都在生理要求下支配其活动，从没有延续种群的需要，但就群体观之，这种功能则极为明显。参见费孝通著：《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中《从欲望到需要》一节，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5月版，第81-86页。
[28] 登特列夫：《自然法——法律哲学导论》，第6页。从另一个角度观之，这也恰恰表现了自然法能够适应不同历史条件的韧性，它使古代自然法思想在神学的压制下得以保存，例如托马斯·阿奎那把法划分为永恒法、自然法、神法和人法四种类型，永恒法是“上帝的统治计划”（Plan of Government in the Chief Governor）,而“自然法是理性动物对永恒法的参与。”参见吕世伦主编：《现代西方法学流派》（上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5页；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第29页。可见，中世纪自然法学为日后的古典自然法学留下了“理性”这一理论工具，使自然法传统得以延续。例如，格老秀斯首先对永恒法提出挑战，“由教皇手得来之自由，必须受制于人类之自然理性。”康德的自然法理论完全挣脱了神学的束缚，他认为“人类之结约组织国家，乃为摆脱漫无组织漫无法纪之社会状态，使进入于则有组织有法纪之社会状态。此种行为，乃由于人类之实践理性，使然也。”李肇伟著：《法理学》，1979年11月第四版，台北东亚照相制版厂印行，第64页，第76页。而孟德斯鸠则将“理性”直接纳入了法的概念，“有一个根本理性存在着。法就是这个根本理性和各种存在物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是存在物彼此之间的关系。”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第1页。
[29] 格老秀斯就曾主张，人们在组成国家之后就把全部自然权利让渡给了主权者，即开明专制者，霍布斯对此完全赞全，即人们达成一项契约把全部权力和力量上给他设定的主权者——利维坦（Leviathan） 。这虽然被卢梭的主权在民说所诟病，但他同样也认为个人在缔约社会契约后，就把全部权利转让给了主权者，在转让之后，个人还会享有一部分应有的权利，但这些权利的最终裁判人是主权者。与格老秀斯和霍布斯不同的是，卢梭的主权者是公意，即主权是公意的外在表现。那么，基于公意，主权者就完全有理由剥夺少数人的权利。雅各宾派对吉伦特的专政，可谓是卢梭自然法理论的一次排演。尽管这三人都主张天赋人权，但与洛克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理论却大相径庭。难怪后来的学者认为卢梭思想学前后互相矛盾。李肇伟：《法理学》，第72页。
[30] 这是亚里士多德和格老秀斯所主张的自然法学研究方法。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第43页。但不能否认，人性丑恶面的暴露也会以自然法的面目出现，如注释29所述雅各宾派的恐怖专政。
[31] 登特列夫在《自然法——法律哲学导论》一书的前三章集中论述了自然法与社会变革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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