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如何可能——畅谈学生学术进路
法学社主办
【全文】
“走进学术”系列论坛
学术，如何可能——畅谈学生学术进路
主持人：杨旭
嘉宾：周旺生（法理学专业教授 博士生导师）
沈岿（
宪法与行政法专业讲师）
陈绪刚（《北大法律评论》主编）
杨：周老师，您1985年出了第一本著作《生活中的法律》，那是一本具有普法性质的小册子，而之后您的著作大都从立法学的角度为法制建设提供了全方面的理论意见，呈现出很强的体系性，这是否是受了当时知识环境的影响？在当时的背景下，您是如何看待学术的呢？
周：学术可以区分为以之为生活的学术，为职业的学术和仅仅作为一种途径和手段的学术。当时，经过权衡，我们自觉地选定其为一种生活方式，不跟潮、不拘泥于一点一滴的得失。我们是过渡性的一代人，主要任务是把握全局，在整体上提出构建性的设想，这也与我们接受的是讲一般、普遍、原则的中国传统文化有关。但作为今天的学生，我觉得你们应该把学术当作一种手段和途径。
杨：周老师的话让我想到了柏拉图曾说过“哲学是一种富有激情的生活方式”。现在有一些比较时髦的词像“风潮”、“进路”，很多同学把学问当成了“审美对象”，而非生活的一部分。如果说80年代的风潮是引进西学，那么现在我们则缺乏一种背景式的构建，我觉得这是一种“国家贫血症”，如果我们这一代人想掀起对中国本土文化关注的风潮，您们觉得应该从哪个层面挖掘呢？
周：到底有没有学术进路？我本身表示怀疑。像孔子的《论语》、梁启超、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里有进路吗？即使有，我觉得也是后人追加的，每个人生活的时空范围是受限的，而我们应该做的是尽量消除时空条件给学术带来的障碍。一种健康、发达、成熟的学术环境是不轻易提倡什么口号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不谈进路就是最好的进路。对于学生来说，老师的经验就是最好的进路。
沈：我先来谈谈风潮。韦伯说过“科学是不断被超越的，而艺术本身则可能具有更为持久的生命力。”1949年后中国对国学有一种制度性的践踏，然而中国的法制建设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支撑？我觉得更多的应从现实的一切中去找寻。说到进路，我觉得做学问要具备三点：一是天赋，二是爱好，三是耐心。如果后两者作得很好，那么资质中上的人也可以做学问。在我们没有了解福柯，韦伯他们各自的整个理论体系之前，就抽一句话出来，可能你理解的根本不是他当时所要表达的意思。梁启超可能没有“进路”这个概念，但它实际上是客观存在的，即使是后人追加的。那么什么是进路呢？我觉得知识背景的积淀（这个问题别人是否已经谈过，谈了些什么，为什么谈）很重要，如果不做这种积累，学术资源就会被浪费，学术的进展亦会受到妨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