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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简单的案件为什么会如此“执行难”？这种状况在法治国家是不太可能有的；甚至在中国封建社会，也不太可能有，因为在此情况下，债务人可能早已被视为“刁民”而挨了板子，而且民众也不会对此有太多的异议。封建中国和共和国比较起来，在乡村中的权力更加松软，但法律可以通过一顿板子直接下乡，其中并无权力的对抗，那么共和国“送法下乡”的症结又到底在何处？
窃以为，这与共和国最大的功绩有关。共和国最大的功绩在于人的解放，使人之人格具备道义上的完全平等（不再有三六九），换言之，使人成为道义上的主人。但是这一最大功绩并不必然会在现实中带来成效，因为解放了的人如果没有与之相应的制度来规范其行为，实无异于最大的危险。这或许也是如下问题的一般原因：为什么随着人之道义上的解放，在现实中反而会出现城乡两极分化农民被视为“异类”，在城市中有户口制度决定人的三六九以及行政等级制无孔不入（甚至寺庙都不能避免）等等事实？——似乎共和国的等级制度较封建社会有过之而无不及？
道义与现实在这里处于两极。
具体在“炕上开庭”的例子中，债权人供销社属于国家部门，所借出的款项也属于国家所有，那么，严格而言，实际的债权人就应该是国家（供销社是代理人）。债务人在此可谓真正“对国王负债”（不需要像英格兰那样如此拟制），对其提起相应的诉讼并强制执行更是师出有名，换言之，被“合法垄断”的暴力的使用在此应尤其不需要看人脸色。但为什么情况反而会走向另一个极端？我以为，除了以国家权力有意在此退却来解释外，其他的解释很难合逻辑。
国家权力为什么会有意在此退却？除了来自道义上被解放了的人会以相应的道义抗辩（老百姓不是经常以“为人民服务”给官员施加道义上的约束吗？更不要说企业解雇一个“主人”是何其艰难）之外，更主要的原因在于被“合法垄断”的暴力得证明这种垄断确实合法。权力的有意退却实际上是一种证明方式。
在此，对于权力下乡的问题，我和苏力的结论是相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两个相反的结论必需得有一个对错之分，因为权力的含义可以是不一样的。我宁愿以为，苏力的权力下乡是指政治上的权力下乡，我所分析的权力退却是指法律上的权力退却。通俗一点说，在法律上债务人是对“国王”欠债的，但在政治上，“国王”却是对债务人欠债的。
苏力的权力下乡是从法律出发分析政治上的权力下乡，我的权力的退却是从政治出发分析法律上的权力退却。权力的下乡与退却是不是一物之二面因而应该互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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