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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优势，贸易自由化，用我国已有说法就是“货畅其流”，也是我国的现行改革开放政策的理论根据。我们通常说的“优势互补”，也是据此而来。
二、第一次自由化浪潮
英国或者说整个西方世界，真正接受李嘉图比较优势学说并付诸实行，是在半个世纪之后，当１８４６年英国遭到天灾，饥荒遍野时。其时在位的首相皮尔（Eobert Peer）恍然醒悟，大胆废止了传统的禁止粮食进口的“谷物法”，按亚当·斯密关于单方面实行贸易自由化对本国也有益的理论，任用被称作“贸易自由旗手”的科布登为贸易部长。在科的积极倡导下，于１８６０年在荷兰的乌特勒支与法国贸易部长签订了著名的双边通商条约，通称“科布登－－薛瓦利尔（Cobden-ch-evalier）条约”。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一个贸易自由化双边协定，该协定包括了现代模式的最惠国条款。
英法自由化通商条约模式，很快就通行于全欧洲，1882-1889年间英法分别与所有西欧国家以及美国签订了一大批科布登－－薛瓦利尔式“友好、通商与航运”协定，由于最惠国机制可以使这些条约中任何一方缔约国的贸易减让条件，迅速传至所有条约缔约国，这样，１９世纪后半期就出现了全球贸易额大大高于全球生产数额的形势，出现了欧美各国经济一体化的现象。
但是好景不常，只过了短短２０年左右，当欧洲经济走向衰退时，各国不堪承受向非欧洲国家出口粮食的激烈竞争。德国首先后退，当时的俾斯麦政府仿效美国用高关税“保护本国纳税工业”的做法，大增关税。不久，法国政府也大步后退，似乎只有英国政府顶住了这种压力，或者说它坚持贸易自由化政策的时间最久。
造成退潮的原因，不单有经济方面的，其中外交或政治因素也占有重要地位。从传统上说，一国的贸易政策只是该国外交政策的一种手段。“经济目的常常是从属于外交政策的……推动本国货物出口占领外国市场，获取盈利，通常被当作贸易政策的首要目标”。即便是在今天的WTO体制中，外交政策对贸易的干预和制约依然多方面地存在，只是在程度上有所减轻而已。１８世纪时，法国之所以会与英国签订科布登－－薛瓦利尔条约，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出于它与意大利的关系，它急欲安抚英国。德国之所以会与法国签约，也有使法国不介入德国与丹麦之间争吵的动机。总之，第一次贸易自由化浪潮虽然是贸易经济利益驱使的，但人们并不完全真的相信李嘉图比较优势的真理。
到了２０世纪初，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贸易保护主义又恢复了它在欧美各国的主宰地位。连科布登－－薛瓦利尔条约始作俑者的法国和英国也都来了个１８０度大转弯。１９１８年法国政府为此专门发表声明说，“本政府已废除了所有包含最惠国条款的通商条约，该条款〔今后〕再也不会出现，再也不许毒化我国的关税政策了。”后来，英国也孤掌难鸣，改弦更张，转而追求在英联邦国家实行另一种“特惠制”（preferential system）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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