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以后，律学成为小道末学，大受冷落。明朝制大明律时，对法理作过研究，但有明一代鼓励私人注律，律学在明代“复苏”。代表者有雷梦麟《读律琐言》、王肯堂《律例笺释》、张楷《律条疏议》、彭应弼《刑书据会》、唐枢《法缀》等，但影响已不如魏晋。
清律沿袭明律，在清代形成了私家注律的鼎盛阶段。主要成果有：陈柬之《读律管见》、王明德《读律佩歙》、沈之奇《大清律辑注》、夏敬一的《读律示掌》、吴坛《大清律例通考》、万维翰《大清律例集注》和《名法指掌》、程梦天《大清律例歌诀》、薛允升《唐明律合编》和《读例存疑》、沈家本《汉律摭遗》。
法学著作方面，帝制时代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笔较为丰厚的遗产。略分一下，可得如下几类：⒈历代法规，如《法经》、《九章律》、《晋律》、《北齐律》、《北周律》、《唐律疏议》、《唐六典》、《大明律》、《大明会典》、《大清律》等影响较大；⒉法学论著类，又可分⑴诸子法论，如孔子、老子、管子、韩非、荀子、孟子等人的著作及关于法的论说;⑵名臣法论，中国古代的法学，除了名派学者的论著外，更加大量的就是这些亲自参加政治活动、司法实践的官员们，从自身经历中总结出来的经验⑶经义决狱者，以董仲舒为代表⑷律学注疏作品，前已有述；⑸法律宣传、教育及法学启蒙、普及读物；⒊史籍中的法学著作，如正史之《
刑法志》、十通之“刑典”、类书之“刑部”；⒋司法、折狱著作，如公案小说，折狱刑侦著作等。(55)
综观帝制时代的法学理论研究，我们可以发如下特点：
⒈以注释律学为主，通常研究者只就当时通行之法典进行注释、阐释性研究。所以，法理学研究路子不宽，限制较多，虽有一些杰出人物，终究末能发展出现代意义上的法理学。
⒉法学研究者的身份多为政府官员，研究方向偏重于律学实践，法理不够精深。而且，法学研究者的影响与皇权虽消长关系，宋代加强皇权到明、清皇权被极端加强之后，律学家虽有但在社会上影响不如唐以前。然而，几乎所有的律学家研究律学，又都是为帝制国家服务，其实质是加强皇权。这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奇怪的紧张关系。
⒊律学研究总的来看，处于不利的弱势地位，始终末曾成为社会显学（也许晋代可算特例），几乎一直是“小道末学”，一直是隐而不彰。
⒋没有形成社会上的法学学术研究中心，学校里的法学教学与学术研究始终末曾受到足够的重视。而且，一直缺乏专门的法学学术研究专家。梁启超先生说中国古代只有律家、律学、律治而无法家、法学、法治，此言的的，所以，中国古代的法学思想始终末超过“德主刑辅”、“法乃君主统治之工具”的束缚。
⒌律学基本上未能独立于儒学之主流意识形态，表现在立法上即法律的儒家化，前人已多有论述，此处暂且按下。
古代西方的法学研究成果却是辉煌无比，法学家更是人才辈出，法理思想博大精深（下文有讨论）。仅公元530年查士丁尼颁布的《学说汇纂》（Digesta），就收录了40余位古罗马著名法学家的著作。当时的五大法学家盖尤斯、伯比尼安、乌尔比安、保罗、垄迪斯蒂努斯和著作，不仅为学说《引证法》（Lex Citationis）所承认，更被《学说汇纂》大量收录，占了全部汇纂9142段中的6137段。而由此上溯，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多噶学派，也都在西方法学史上留下了丰富的思想内涵；而其后，中世纪直到19世纪之前的西欧，更是形成了肇始于伊纳留斯，以阿佐、阿库修斯为代表的注释法学学派、以居亚斯为首的人文主义法学派、自然法理念、分析法学派、实证法学派……，流派纷呈，大师迭出。而再算上近人以后和英国的法学名家，如博丹、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拿破仑、康德、黑格尔、马克思、费尔巴哈、李斯特、培根、洛克、密尔、霍布斯、布莱克斯通、边沁、梅因、波洛克、曼斯斐尔德、戴茜等，更是灿若群星。若再历数一下美国及19世纪以来的西方法学家，整个队伍真的是蔚为大观了。两相比较，我们的差距是不言而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