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指出的是，该种解释实际上等于说，侵权者负侵权责任，与持有者没有什么关系。若此，仅就此点而言，除了作出毫无实际意义的宣示外，有必要如此规定吗？
不过，也可以作其他理解并加以推导。比如，从该款似可推断，软件持有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软件是侵权物品的，其侵权责任由该侵权软件的持有者承担。〔63〕当然，这里的“其侵权责任”的“侵权”应该理解为持有者的使用行为。〔64〕这么解释，就涉及最终用户责任。问题是，如此推断是否可行呢？
从赔偿金责任成立的要件〔65〕来看，软件持有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软件是侵权物品，满足了过错要件，“知道”即为故意，“应当知道”即为过失；持有者的使用行为，满足了行为人的违法行为要件；其它两个要件是自然的。故成立要件满足。从道理上来说，该种解释也是可行的。实际上，1995年8月23日国家版权局发布的关于不得使用非法复制的计算机软件的通知〔66〕，虽然无足轻重，但是也提到了类似的主张。
现在的问题是，有无必要如此推断呢？即非得从
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
32条第1款推断吗？软件持有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软件是侵权物品，是满足了过错要件；软件持有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软件是他人享有版权的作品，同样满足了过错要件。其它要件具备的话，同样可以认定为侵权。而这一点，从著作权侵权一般构成要件〔67〕，或者从更广的规则赔偿金成立的一般要件〔68〕，即可以得出。何必那样推断呢？如果是法律规定，倒可以将其作为特别法考虑，但是即使是特别法，其规定只不过是一般规则的具体适用例，要它何为呢？如此推断，总使人觉得，欲从海淀图书城到故宫，结果先到天津再转道故宫。
而且特别需要提出的是，将本案涉及的问题误传为“使用盗版软件应该负什么责任”的问题。〔69〕其实盗版与否，与本案侵权之判定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是无足轻重的。〔70〕而应明先生也没有这么提，只提“最终用户使用未经许可软件的版权责任”〔71〕。实际上，仅在以下情况下，“盗版”之说才会有法律上的意义。其一，甲将其制作的《围城》盗版光盘卖给乙，乙再将其出售；在考虑乙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时，利用“盗版”这一事实，可以排除乙援引权利穷竭理论。〔72〕其二，甲购买了一份软件，依照
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
21条第1款第1项规定，在不经著作权人同意的情况下，有权根据使用的需要把该软件装入计算机内，如果它是合法持有者的话。如果提出“盗版”这一事实，可以排除对方援引该种限制条款。〔73〕否则，强调盗版一节，反而使人有这样的误解，如果不是盗版，就可以随便使用了。其实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