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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人道主义干涉方面，国外较新的专著有：Sean D. Murphy: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the United States in an Evolving World Order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6; F. K. Abiew: the Evolution of the Doctrine and Practice of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1999; H. Durham; T. L. H. McCormack, Eds. The Changing Face of Conflict and the Efficacy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1999.
[3]日本国际法学会编：《国际法辞典》，外交学院国际法教研组校订，第7页-8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必须声明，这绝不是一个很完备、严格的定义。这一点在下文即可体现。
在界定人道主义干涉的内涵时，也可参考下述定义：人道主义干涉是指“一国，或一些国家，或国际组织为了防止某国的国民被大规模地剥夺为国际社会所承认的（基本）人权，对该国使用武力，或宣称将使用武力”。（the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is “the threat or use of force by a state, or group of states, o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for the purpose of protecting the nationals of the target state from the widespread deprivations of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human rights ”.）See Murphy,11-12.
[4] See UN Charter, Article 2(4).
[5] 《国际法辞典》，第7-8页。
[6] ：《国际法发展动向与“人道主义干涉”》，《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4期第62-66页。
[7] See Louis Henkin, Kosovo and the law of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825 (Volume93, 1999).
[8] Id.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各国当时是有意不在《宪章》中规定“人道主义干涉”这一条款。
[9] See Jugen Habemas.转引自徐贲：《秩序和道义：哈贝马斯的国际人权观》，《二十一世纪》（香港）2000年4月号第105页-113页。对于上述三项理由的阐释，可参考徐文。哈氏文章的中译本《兽性与人性——一场法律与道德边界上的战争》载于《读书》1999年第9期，第43页-50页，由刘慧儒先生翻译。
[10] 对于单方干涉与集体干涉的涵义，学界是有分歧的。有的学者认为，单方干涉是指单一国家进行的干涉。
还有的学者认为还提出了多方干涉/行动（multilateral action）这样的概念。
[11] See UN Charter, Chapter Ⅵ and Ⅶ.
[12] 甄延：《“人道主义干涉”于法不容》。资料来源：http://www.jcn.com/humanism.html。
[13]See George P. Politakis, Book Review: the Evolution of the Doctrine and Practice of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Netherlands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81(Volume1, 2000).
[14] See G. P. Politakis, 81. Also see Rein Mullerson, Book Reviews and Notes: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the United States in an Evolving World Order,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583-586 (Volume93, 1999).
[15] See G. P. Politakis, 81.
[16]See UN Charter Preface.
[17] See UN Charter Article 2(4) and 2(7).
[18] 越南的军事行动的目的当然不在于保护人权，但客观上确实制止了红色高棉的大屠杀。
[19] See G. P. Politakis, 82.
[20] Id, 81.
[21] 必须声明，笔者并不认为讨论人道主义干涉问题应仅围绕“人权与主权”的关系展开，“人权与主权”的关系，或许并非人道主义干涉问题的要害／核心，国内学者在二者关系上进行长篇累椟的讨论，也许已陷入了某种误区。但同时这也并不意味着人权与主权的关系就是一个伪问题。
[22] See 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s 688(Iraq), 770(Bosnia), 794(Somalia), 929(Rwanda) and 940(Haiti).
[23] 徐贲，前引文。
[24] 虽然，对于基本人权的内容究竟有哪些，肯定还会有分歧，而且还可以肯定的是，承认基本人权也不等同于在实践中百分百地尊重、保护基本人权。然而无论如何，基本人权存在这一事实存在是不可否认的。
[25] 柏林：《两种自由的概念》，陈晓林译，载《公共论丛·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第203页。
[26] 在此方面，一个可以探讨的例子就是对于卢旺达的干预。一些政治学家就曾批评美国政府没有及时干预卢旺达的种族冲突，以至于最终发生了种族大屠杀的悲剧，他们指出，如果美国派出哪怕只有五千人的部队进行干涉，则图西族人至少可以少死五十万。(See David Callahan, The lesson of Kosovo， The Washington Monthly34-37, Jul/Aug 1999.)而另一方面，克林顿总统也曾就此事作出道歉，认为美国的介入本可以避免那场血腥的屠杀。也许这些观点有些言过其实，但不可否认，在特定情形下，及时、适当的外界干预是能够制止人道灾难的。
[27] 对于“效果的无害”这一正当性要件而言，最先被提出的质疑可能就是认知顺序方面的一个问题：在行为实施前，根本无法预见行为的后果——只有在事后，才可确定其记过是否有害。既然如此，将“结果的无害性”设立为判定正当性的标准是否犯了逻辑上的错误？对此，笔者试图给出一个或许并不具有很强说服力的解释：的确，人类缺乏未卜先知的能力；但人类的理性及经验赋予了人类一定的预见力，我们虽无法断言明天必然发生什么，但我们能够猜测明天可能发生什么。在终极的意义上，行为结果具有不确定性这一法则是恒成立的，但就具体事件而言，如果我们掌握的信息足够充分的话（这以存在对于人道主义干涉的事前审查机制为前提），我们可以估计行为的可能后果。由于人道主义干涉往往牵涉到武力的使用，因而必须慎之又慎，纵然无法在事前百分百地肯定其效果，但仍应对干涉的方式、范围进行审查。如果干涉行为将采用明显不必要的方式，或干涉的范围（地域或时间上的连绵延续）超出了合理的限度，则可认定干涉的后果很可能是有害的。对于这类很能有害的干涉行为，就不应允许其进行下去，或至少应要求干涉国改变干涉的方式、范围等。从这一点看，也许，将“效果的无害”确立为正当性的要件或判定标准还是可以接受的，也不一定违反逻辑。
[28] See Rein Mullerson, 584. 克林顿及索拉纳在此次北约空袭开始后发表的声明中，均各自表示，除了避免人道主义灾难外，北约的行动还力图谋求确保欧洲的稳定以及维持北约组织的可信性、可靠性，这不失为干涉动机/目的多样化的一个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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