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司法独立原则在我国实际操作上不能独立的现实表现及其原因探究
在司法现实中，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我国的司法实际上没有实现真正的独立，也没法实现真正的独立。这种状态是与现代司法制度不相协调的，是有违现代司法制度的基本精神的。
长期以来，司法独立是我国理论研究的一个禁区，它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被批判为同党的领导闹独立性、闹对抗的祸害。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凡是涉及司法独立的言论，一概以反党、反革命论处。改革开放以后，虽然1979年制定的
刑事诉讼法、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和1982年的
宪法，明确规定了法院和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废除了地方党委、法院院长审批案件的传统，但司法独立仍然是一个被忌讳提及的字眼，是不能研究的对象。近几年来，这种禁忌有所打破，思想观念有所更新，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在司法实际部门，要求司法独立的呼声已经跃然纸上，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有所加强和深入。至少在现在已经承认在我国也存在司法独立原则，但仅限于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不包括司法人员独立行使职权。这在实际上只是承认了司法独立的一部分。在现代司法制度下，司法独立既要求司法机关作为整体独立,也要求司法人员特别是法官的个人独立。只有司法机关的独立，而没有司法人员的独立，则不是真正的司法独立。在司法独立问题上观念的陈旧，严重阻碍了司法独立原则在我国的建立与实施。
在司法独立原则的实施过程中，我国的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所遇到的阻力是相当巨大的。这种阻力往往来自各个方面，有行政权力的非法干预、政党（特别是执政党）的非法干预、权利机关的非法干预、个人的非法干预以及司法机关内部管理体制所带来的干预。具体而言，导致我国司法不能真正独立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行政权力的非法干预。司法权对行政权的依附以及司法体制本身的行政化倾向，是我国现行司法制度的特点之一。它为行政权力干预司法提供了条件。也是导致我国司法不能真正独立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其具体表现有四：其一，司法权同行政权虽然在职能上分离，但在体制上却并未真正分离，而是司法对行政具有强烈的依附关系。一方面，司法机关的财政权不能独立，仍隶属于行政系统，依靠行政的拨款；另一方面，行政首长从中央到地方同时是执政党的领导人，而且，在法定级别上，同级行政首长比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的级别高，这在“官大一级压死人”的传统文化氛围中，使行政干预司法的现象无法得以避免。其二，我国的法院和检察院按行政区划设置，完全与行政机关的设置相对应，处在各级人民政府的辖区之内，为行政干预司法提供了可能。其三，我国的法官和检察官确定行政级别，按行政干部管理。虽然1995年制定的
法官法和
检察官法已将法官和检察官的级别分为十二级，但在实际任命时，仍标明行政级别，使行政级别成为法官、检察官地位、权力的象征和待遇的体现。这种行政级别的划分，不利于法官和检察官的独立。其四，我国法院和检察院往往是复员军人和行政机关精简人员的理想去处，在军人复员和精简机构的时候，大量复员军人和被精简的行政人员便用来充实法院和检察院的队伍，充任法官或检察官，而不管其是否具备法官或检察官的基本条件。这就为司法的不独立埋下了隐患。实际中，由于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行政权力干预司法的现象在我国并非个别现象，而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