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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按共同行为说，其理论出发点为充分加强对被害人的保护，即当各加害人经济力量、负担能力不一致时，用连带责任增加对被害人补偿的机率。其注重的是损害行为的共同性，而扩大了基于主观过错推定的共同侵权行为的范围。其理论依据在于，一方面，共同其侵权行为“总是同共同加害行为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每一个加害人的行为与共同行为又具有不可分割的性质。”【7】另一方面，“刑事责任以行为人的主观过错为惩罚对象，但民事责任实际上侧重于填补受害人的损失。所以，不管加害人之间是否有共同故意或认识，只要其行为具有客观的共同性，就应使其负连带责任。”【8】但共同行为说的缺憾在于，当数个行为人之间分别实施了加害行为，而彼此之间并无通谋和共同认识，而损害结果又可分时，此时如果让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显然加重了侵权人的注意义务的负担，有悖于公平原则。
综上所述，可知单凭“意思共同说”或“行为共同说”都无法正确解释共同侵权行为的归责基础。
三、对共同侵权行为之归责基础的两种情况的分疏
笔者认为，对共同侵权行为的归责基础可分为两种情况考虑。一方面，在主观有共同故意的情况下，依主观归责来确定共同侵权行为人的连带责任；另一方面，在行为人“共同”过失的情况下，依据客观行为来确定共同侵权行为人的连带责任。
（一） 在主观具有共同故意、共同认识的情况下，依共同过错来确定共同
侵权人的连带责任。共同故意和共同认识，笔者以为以“与人之共同意思”一语足以概括，即“共同侵权行为的成立，必须有主观的共同，但毋庸共同侵权行为人之间有通谋，仅各行为人有‘与人共同意思’即为已足矣。”【9】基于共同意思或共同认识，各行为人的意志构成了一个意志的综合体，各行为人的行为形成了一个集体行为，正是由于其意志的综合，而侵权行为系由此派生，因此，法律才规定加害人之间承担连带责任。
首先，只要有与他人行为共同之意思，纵未直接参加加害人之一部分，仍应认为构成共同侵权行为。日本有一判例，“昭和九年10月15日（民集13卷184页）大审院判示，骚扰行为时，参加凭斗争手段亦要达到之决议者，与基于决议而在现场杀伤之人为共同侵权行为人。决议至现场的杀伤之间，只要有因果关系，可视为一体的共同行为……”【10】尽管在同一个案件中，各行为人对损害结果的发生具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但只要主体间有“与人之共同意思”，就使其行为构成一个整体，各行为人就应共同地对受害人负连带责任。之所以造成如此规定，应探究法律之本意，即对主体间意思的可归责性的肯定。其次，由于共同加害人在“与人之共同意思”场合，行为人主观上的可归责性，是判断共同加害行为的要件。因此，不必要求损害结果具有单一性、不可分割性。申言之，不管“与人共同之意思”的行为人实际参加与否，都应与其他加害人一起承担对受害人补偿的连带责任。正是由于加害人主观上共同之意思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才使共同之意思与损害之结果有了必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故而决定了每一个人对其全部损害后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体现了法律对行为人主观意思的价值性否定和对无过错受害人的充分保护。这无疑会起到警戒和教育、预防不法侵害甚至是犯罪的作用。
（二） 在加害人过失场合，依据客观损害行为的关联性来确定共同侵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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