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如何把ＷＴＯ规则转化为国内法
如何把国际法转化为国内法，这个问题，在理论上一直有“二元论”和“一元论”的争论，国际上对此并无章程可循，全靠各国宪法规定。一般说欧洲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的具体办法不尽相同。大陆法系一般在条约经国会批准后，一俊政府公布，就可变成国内法的一部分，以荷兰和奥地利的做法最干脆。普通法系各国一般国会要通过一个与所批准条约要适应的单独立法。以１９２９年华沙（统一航空运输一些规则）公约为例，英国在批准的同时制定了１９３２年《航空运输法》除对华沙公约未作规定者，如航空事故中旅客死亡，亲属中谁有诉权等按本国传统作出规定外，还把公约（只有法文论证本）译成英语作为１９３２年法的附件。在后来的案件中，为以哪种文本为准有过争论。美国国务院也公布了一个华沙公约的英译本，与英国译本有些不同，但美国法院坚持按美国译本作准。必要时才参照法文本。
我国宪法对如何将我国批准的国际条约转为国内法一节，未作规定，人大常委对此也尚未形成一定体例，仅在《
民法通则》中定了一条，迂有两者冲突时，优先适用国际规则。因为ＷＴＯ整套规则干预到各国国内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如何将之变成国内法，供法院办案引用作为法律根据，就成为众所注目的焦点。据我所知，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论为，应整体地将ＷＴＯ条约群的规定直接适用到国内生活；另一种意见认为，应就ＷＴＯ各项内容，分别作国内立法。我认为这两种办法，似乎各有优点和缺点，但更为直接的是分化或溶入我国国内法时遇到的巨大障碍与难点。主要观点有三。
第一个难点：ＷＴＯ法典是一套内容宏大，规则十分复杂的法律体系，其中有一些条款或规则，很难用单位立法来表述的。比如说：反倾销，技术标准，卫生检疫，进几许可乃至知识产权等作单项立法，问题不大；但对ＷＴＯ总体框架中的原则或制度该为何处理？其中尤其复杂的是货物贸易总协定。等主体是由“ＧＡＴＴ１９９４”加上１２个旁系“多边协议”如农产品协议、纺织品协议、保障协议、原产地协议等等。这些“旁系协议”除保障协议外，基本上都可单项立法，但作为主体结构的“ＧＡＴＴ１９９４”，要作国内立法，可是块啃不动的大骨头。它的内部结构十分复杂，连乌拉圭回合集中了各国专家都不敢正面触动，而采取“绕着走”，用“ＧＡＴＴ１９９４”这样一个含义复杂的概念来处理。
让我们先看看“ＧＡＴＴ１９９４”包括些什么内容。按乌拉圭回合文件，“ＧＡＴＴ１９９４”包括：（１）１９４７年拟定的关贸总协定并经过ＷＴＯ成立前的历次“生效的法律文件调整、修改或修订”后的文本；（２）ＷＴＯ成立前，按ＧＡＴＴ１９４７规定生效的下列法律文件：关税减让议定书与证明，加入议定书，按ＧＡＴＴ１９４７第２５条给予的解除义务决定（ＷＴＯ成立时仍生效者），ＧＡＴＴ１９４７缔约方全体的其他决定（这个很宽的内容，理应包括８０多个判例）。（３）乌拉圭回合达成的６个“谅解”，即解释第２条（减让表）第１款，第１７条（经营国家垄断产品的贸易单位），关于国际收支平衡条款，第２４条（关税联盟和自由贸易区），解除义务条款，第２８条（减让表的修改）等修补和解释这些条款的“谅解”。不难看出，这个ＧＡＴＴ１９９４实际上把ＧＡＴＴ运行４７年间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的新发展都包括进去了。据统计上述“生效的法律文件”加起来就有２００多件，而且内容十分庞杂。人们难免会问：为什么不全盘修改ＧＡＴＴ１９４７，以满足ＧＡＴＴ１９９４上述内容，而重新写一个新文件呢？其理由很简单：一是工程浩大，如何准确把握分寸，写成大家都满意的规则，非短期之功；二是ＧＡＴＴ１９４７第３０条“修订”为修改设置了难以逾越的法律障碍。按该第３０条的规定：“对本协定第一部分〔共两条：最惠国与减让表规则〕，或者第２９条〔与哈瓦那宪章的关系〕，或者本条的修订，需经所有缔约方都接受后，始可生效〔只要有一个缔约方表示异议，修改就被否决〕。对本协定的其他修订，需经三分之二接受后，对接受的缔约各方生效”。国际条约法的这条“只对接受修订的缔约方生效”规则，为国际条约的修改设置了巨大的，有时难以逾越的障碍；而它与乌拉圭回合“一揽子”协议的做法，是格格不入的。所以，最后只能用“ＧＡＴＴ１９９４”来应付。从严格法律意义上说ＧＡＴＴ１９９４又包含了对ＧＡＴＴ运行４７年中成功做法如何理解，可以不同解释等若干不确定性。
困难在于：如何把这个“ＧＡＴＴ１９９４”转经成国内法？若不采取整体或全盘接受乌拉圭回合的“货物贸易多边协定”的框架文本，几乎别无选择的余地。何况《建立ＷＴＯ协定》第１６条“杂项规定”第１款还类似的含义更宽的规定：“除本协议及各多边贸易协议另有规定者外，ＷＴＯ应受到ＧＡＴＴ１９４７缔约方全体及ＧＡＴＴ１９４７框架内各机构所遵循的决定、程序及习惯做法的指导”。当然“受指导”基本上是软性规定，不象“ＧＡＴＴ１９９４”那么严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