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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除本款规定的情形之外，如果卖方违反第13条、14条或15条规定的默示条款，买方有权拒收货物，但是
(b)如果违反的情形是如此轻微，以致他拒收货物成为不合理，
那么如果买方不是作为消费者进行交易，该项违反不作为违反条件而作为违反担保处理。”(着重点为本文作者所加)
第(3)款为卖方设定了一项证明义务，表明前述第(1)款适用，以禁止买方拒收货物。
另外，有一条类似条款15A(2)限制买方依照第30条***第30条(1)(2)(3)款是有关卖方交付错误数量的货物时，买方拒收的权利以及如果他接受了多交货物所负的付款义务。**的规定，在卖方交付错误数量的货物时行使拒收货物的权利。
普通法传统上将合同条款区分为条件(condition)和担保(warranty)，前者是那些构成合同基础(root)的条款，违反了它们，可使相对方获得撤销合同的权利，而后者则居于次要的地位，违反了它们，仅使相对方取得要求损害赔偿的救济方式。可见，普通法中能否撤销合同要依所违反条款的性质而定，而不问违反的后果怎样。只要是合同的条件，一旦被违反，无论其结果如何，甚至当相对方根本没有遭受不利影响的时候，合同仍然可以被撤销。这种状况造成了许多极不公正的后果，一方常常借以将本应由他承担的正常风险转嫁到另一方。从1962年开始，普通法在这个领域开始了引入注目的变革。开此先河的是 Hong Kong Fir Shipping Co Ltd V.Kawasaki Kisen Kaisha〔1962〕2 QB 26 一案。上诉法院判定该案所涉及合同的一个条款既不是条件，又不是担保，而是“无名条款”(innominate term)，违反这种条款的救济一是撤销还是索赔——要依违约的实际后果而定，后果严重时，才可以撤销合同。前文提到的 Cehave V.Bremer 一案也采纳了这一规则，将违反合同的救济方式与违约后果联系起来。
1994年法是这一变革运动的继续。1979年法中，关于货物品质的默示条款，包括第13条符合说明、第14条适于商销和第15条的凭样品买卖，都作为默示〖ZZ(〗条件〖ZZ)〗规定，实际上是承袭了普通法的传统。1994年法采取了两个前后呼应的步骤，实现了变革：首先，它用“条款”(term)一词替换了旧法“条件”和“担保”的用词，这样原来违反第13、14、15条的行为，从违反默示条件，变为现在的违反默示条款；其次，用15A的规定限制作为非消费者的买方拒收货物的权利，即使卖方违反了第13-15条的品质默示条款，合同的命运仍不由买方的意愿左右，它由违反的后果决定。
需要指出的是，15A仅适用于1994年第13-15条的默示条款遭到违反的场合，仅当卖方行为违反这三条规定时，买方拒收货物的权利才会受到限制。因此，时间作为合同基础的传统地位未受到冲击，一旦卖方未按时交货，买方仍可不顾后果严重与否而径行撤销合同。但是，由于上述普通法发生的某些变化，时间的处理也不再有绝对的确定性，而且，交货时间曾被认为构成说明***Bowes V. Shand (1877)2 App. cas.455。**，这在1994年法生效后，反而成为利用15A对抗买方的有利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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