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这种自由权利的行使是无限的吗？美国人告诉我们，这当然是受到限制的。遵循法律是通往自由的唯一之路，这是英语里一句古老的谚语。在信奉法律与违反法律或基于良知的违反法律之间，应该如何协调？如果我认为法律违反了我的道德信念，违背了我的宗教信仰时，应该采取什么方式去反对这样的法律？1960年代美国有一起
宪法案例：有五个黑人，是某个争取黑人权利组织的成员，他们去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个图书馆里借一本名为《黑人的故事》的书。（这里需要介绍一下背景，就是当时路易斯安那州有一些流动图书馆和固定图书馆。流动图书馆分为红色和蓝色两种，黑人只能去蓝色的图书馆，红色的是留给白人的。当时这五个黑人进的是红色的图书馆。）但是图书馆员说架子上没有这本书，于是他们就站在那里，作为一种无声的抗议，后来警察把他们逮捕了。这个案子在路州高等法院那里，黑人们被判有罪；然而在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以5：4的微弱优势判决他们无罪。一位法官说，如果这时是图书馆闭馆时间，他们站在那里，便是违反了对所有人公正对待的规则。因为所有的人，无论白人黑人，闭馆时都不能在馆内；另一种情况，如果他们不是仅仅无声地抗议，而是采取一种粗暴的方式，干涉了他人的权利，则他们也是有罪的。总之，在质疑法的合法性时，应当是和平的、温和的，而不是暴力的，也不可以违背对所有人都平等对待的法律。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刚才假设的情境中，你是没有权利通过红绿灯的。因为在大多数人还遵循规则时，在所有人都平等地适用规则时，闯红灯就可能导致交通的阻碍，可能会损害他人权利。
我们知道，在一个常态社会里，或者说在一个稳定的社会里，在保持稳定的同时，也应该是开放的。稳定和开放并不冲突。现在有些人认为社会一旦开放便会混乱，其实恰恰相反，很多时候，当表达不同意见的人的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时，可能会引起争议，但如果大家都和平地去解决争议的话，这个社会就不是混乱的。在争议问题上可以通过一种和平的方式达到解决，就不会让怨恨、愤慨的能量在一个封闭的容器里压抑着，突然某一天以一种暴力的方式出现。那样对所有人都是不利的。而一个开放社会，一个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的社会就能够长期延续和发展，并且使社会里的每一个人都感到自己的利益得到了保障。
四、法与正义
情境之四：
一位行政法教授刚买了车，还不很熟练，一次与一位同伴——也是一位行政法教授——出门时闯了红灯。他们俩便与警察讨价还价，说：“我们都是某某大学的教授，交通法规起草时我们还参与过论证。”最后警察“放水”了。
我读博士生时，有一次帮我的导师搬家。搬完后，我乘搬家用的车（是北大的车）回北大，路上就我和司机两人。我们后面有一辆小巴，超车时把北大车刮了一下，前面的一块板给撞断了。那辆小巴可能没注意到，继续往前走。北大司机很恼火，追上去一横，挡住了小巴的去路，然后两个司机堵在路上开始吵。后来警察来了，听完原委，他第一句话就问：“你们愿意公了还是私了？”私了是小巴司机给北大司机200元钱，小巴司机不干，于是警察开了一张单子，让到清河交警支队去公了。到了以后，负责处理的警察叫各填一张“交通事故说明表”。我们这边由北大司机口述，我笔录，并修饰了一下，十分钟就写完了；那个小巴司机半个多小时才回来，表格上只有歪歪扭扭几行字。负责人一看这样两张表，就对小巴司机说：“你看，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你是怎么超车的、撞到了什么东西，人家都写得清清楚楚，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小巴司机没话说了，因为他也不怎么识字。最终他掏了200元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