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司法改革的几个误区
十月以后司法改革如强弩之末，学者这方面的文章越来越少，去年下半年和今年上半年，关于司法改革、各地都举行了研讨会呼吁改革，但我们看到对实践的影响微乎其微。日本的司法改革可以说是世界的焦点。98年下半年来，日本进行司法改革，被称为日本式地震，也有人戏称“类似中国文革的动荡”。日本的司法改革由议会拨款内阁负责调查，所有检察官、法官都从法律中产生进行统一的考试实行终身制。但问题是造成了法官的官僚化和检察官的冷漠化，另外日本改革在陪审团全世界呈衰微形势下搞陪审团制度，效仿英美，一步到位而不是搞陪审法庭。
93、94年俄罗斯改革也引进了陪审团制度。日本机理：成后改革主要进行的是宪政改革，司法改革使法检职业化，东大毕业生参加统一法律考试通过率只有3％。终身制带来职业化也带来官僚化。另外推动日本改革的主要不是学者也不是什么司法机构，而是日本、美国的一些大企业联合会，有人说日本的法官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人，他们避免与别人接触过着近乎封闭的生活，在这样的情况下的日本能否再开放点？官僚化必然呼吁社会化。减轻法官的压力。
人大常委会将加强陪审员作用的提案交给人大，司法权分散到社会各阶层能集中，临时、随机地行使司法权分担法官压力，但无形中使腐败面扩大腐败机率增加，有些人认为引入陪审团只是制约法官，但谁来制约陪审员成为新的问题、意大利刑事司法改革、法国司法改革取消预审法官制度现在司法最大误区是各改各的，公检法各自改革，服装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没有一个机构承担起三者之间的协调，加上司法部，四个机构改革均应是改革的客体，却都成了改革的领导者。改革改去不过是权力的再分配，但谁来关注律师、普通当事人，改革应做一些不利于三机关，而利于民众的举措。法院的审而不判，检察只想怎样有力地对待公民、打击犯罪，而无人考虑被告普通人遭受的对待。所以司法改革缺乏一个没有相对超然，中立的机构。
2、谁来关心
宪法的命运。改革没有人按照
宪法来改，
宪法在改来改去中被人忘却了，德国基本法、美国修正案中都有人权，德国前20条关于公民权利规定中前18条都与中国一样最大的不同是德国没有义务规定19、20规定的是一旦公民权利被国家剥夺，可以起诉。最高的人权不是平等、自由，而是诉权。当公权力侵犯私权时，西方国家均有法律来规范，唯独我国没有，没有
宪法裁判机构。人大能否，搞一个
宪法委员会，来行使维护、救济的措施？将
宪法由一个总章程变为可诉讼的运动的法律，最难的是所有人权中最大权利是诉权，是诉诸司法的权利――to be hea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