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使作为审判官员的必须有审判长资格，未被选为审判长的，只能做助理审判员和一些行政工作，这在中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曾说过，现在有4个审判长，将来最高人民法院就只有4个大法官，其余的淘汰去做调解。
　　审判长负责制路子是对的，但问题在哪里？有异议的地方就是审判长制度使法院又多了4个庭长，谁来维护会议制度？平等的审判？两个助理审判员很难与审判长相抗衡。
　　法院内部设置也进行了很大改革，北京一中院改成银行一样，不像过去由武警把门，实行审判庭柜台化，立案很方便，这背后体现的是立审分离，审执（审判与执行）分离。过去由于执行难，就搞执行会长，执行会长不亚于一次小型严打，去年河北在执行会战期间结案1000起，执行难，难就难在本来就不该由法院来负责执行。执行为行政权。在美国法院判决一项学校不得歧视黑人小孩，种族平等，在小石城的一所学校却依然实行，联邦便调出军队去执行法律判决。所以有人设想，能否将武警部队调到法院的觉醒性认识。法院作为裁制机构去执行，要求助于行政机构，所以执行权在法院，使法院更加不独立，四川高级法院改革便设立了执行局。
　　而审调分离是另一项措施。调解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传统，体现中国重视人际和谐，但现在调解名存实亡，因为审判后再调解，调解不成又审判，使调解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过去深圳曾专门建立调解中心，调解后再审判，若调解不成则永不再调解，而抽出一些老法官去和稀泥“做调解官，作为行政行为，调解绝不能由法官执行，德国的司法公务员在案件尤其是民事案件中更有很大量权力，搞调解可能在社会学上不过是各让一步，但在法律程序上比较严肃。有一些人可能无法律知识，但调解能力极强，连逼带哄，调解本来就是这样的。上海的一区级法院就将一些派去做调解，而没有从法院中赶出去，这样既避免太大动荡，又优化了资源配置、裁判、调解、执行相分离。但问题是什么呢？将裁判权分离出来，负责审判的权威增加了，但其审判公正性没有多一点点保障。
　　通过改革上海一中院二审案件开庭率达100％，公平有了保障，而全国二审案件没有意义，有70％不开庭，如有接待式开庭，两名法官因故未到，一法官中途去审别的案子，就由书记员代审了一小时左右。在没有一名法官的情况下做出判决，这样的改革换汤不换药，程序公正没有丝毫改变。
　　另外当庭宣判率太低，“今日说法”一次回顾性节目中，采访甘肃省一位已开庭审理了半年余的案件的开庭法院副院长，其竟回答说“程序上没有问题，但领导上还没有拿出意见来”人们不禁要问，审判究竟从何而来？是从领导意见中来，还是从法庭而来？所以我认为审判中最危险的阶段就是开庭审理后而未判决阶段，法官审后不判，人们不禁要问，你究竟期待着什么？当事人此时也处于不安状态，便欲活动，在某地还有一个二审案件，审理完8分钟，法庭即拿出一份已打印好的4页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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