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权威的《布莱克法律辞典》对程序性正当程序的含义作出了具体的解释：
　　“任何权益受判决结果影响的当事人有权获得法庭审判的机会，并且应被告知控诉的性质和理由……合理的告知、获得法庭审判的机会以及提出主张和辩护等都体现在‘程序性正当程序’之中。”（注：《布莱克法律词典》，“ｄｕ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条）
　　在美国学者看来，正当法律程序体现了正义的基本要求，而程序性正当程序更是体现了程序正义的基本观念。
　　显然，在英美人的观念中，在对一个人的生命、财产、自由等各种实体性权益加以剥夺、限制之前，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必须遵守基本的法律程序。在这里，仅仅存在一种“法律程序”是远远不够的。这种程序还必须符合一系列最基本的道德标准。正如同一个人必须遵守道德规范才能成为一个“好人”一样，法律程序和法律制度也必须具备最低限度的道德性，才能成为“好”的制度和程序。人类历史上出现的各种专制主义政权，如德国纳粹、意大利法西斯、日本军国主义等，一般都建立了大体上还算完备的司法制度和法律程序。但这些所谓的“司法制度”和“法律程序”并不具备最基本的道德标准，不符合人类普遍的公平、正义观念。换句话说，不符合公平、正义等价值观念的法律程序，即使非常完备、有效和实用，也不具备道德上的正当性。
　　应当说，英美人所信奉的“自然正义”、“正当法律程序”等程序正义观念，即使在其他社会中也具有普遍的意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社会都要按照整齐划一的程序正义标准，建立完全相同或相似的程序模式。事实上，正如一位学者所说的那样，
　　“正当程序是一个灵活的概念……对正当程序的要求是绝对的，但它的适用却不是”。（注：转引自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Ｏｓａｋｗｅ，Ｔｈｅ　 Ｂｉｌｌ　 ｏｆ　 Ｒｉｇｈ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Ｄｅｆｅｎｄａｎｔ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ａｗ，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Ｊ．Ａ．Ａｎｄｒｅｗｓ），ｐ．２６５。）
　　对于中国人而言，问题的关键并不是对某一个或者某几个西方国家的法律程序加以模仿、移植，而应当是理解并坚持一种“法律程序道德性”的观念，培养一种按照正义要求设计法律程序的文化。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建立的所有涉及剥夺个人财产、自由甚至生命的法律决定过程，就会逐渐贯彻自然正义、正当程序和程序正义等价值的要求，并真正符合中国人与生俱来的公平、正义观念，从而使法律制度甚至统治秩序得到中国人普遍的认可和尊重。
　　按照通常的说法，中国社会存在着明显的“重实体，轻程序”问题。在任何一种司法裁判过程中，无论是法官、控辩双方还是普通公众，所关注的往往是裁判的结果，而不太重视司法裁判的过程、步骤和方式。甚至在一些情况下，司法官员出于效率、便利等实用的考虑，还会故意地通过牺牲程序来保证某种预期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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