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化视角里的劳动
　　学术与学者的问题，实际隐含着一个深刻的话题，中国人的劳动文化观是什么？我们的劳动观是否健康？中国人的劳动观对中国人的行为、对中国社会发展有哪些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德国学者韦伯在其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最早从社会学或者说宗教文化学角度分析和描述了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制度生成的重要影响，阐明了宗教对劳动精神的塑造作用。人们一直以为，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这个结论似乎被普遍接受。但是，联系诸多现象，这个结论又似嫌简单、草率。中国人的劳动文化观很复杂，甚至存在文化上的不足和观念上的根本缺陷。人们会问：“热爱”劳动、“崇尚”劳动的中国人对世界的创造为什么那么少？“国营”知识分子有多少思维状态下的产物？劳动致富的人遭遇为什么那么坎坷？假冒伪劣产品为什么层出不穷？腐败为什么那样猖獗，甚至引起大众的认同？
　　依我之见，上述诘问直指中国人的劳动观念。一个民族劳动观的普遍性、平等性、主动性、创造性，不仅仅是制度问题，更是文化问题。费孝通在《乡土中国》提出“差序格局”，指出中国人的人际关系的实际状况，委婉揭示传统文化中“仁”和“善”虚伪的一面。粗读中国哲学史，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现实文化骨子里缺乏实践精神，缺乏对劳动的崇拜和正面评价，缺乏对劳动致富的认可，缺乏对劳动发展、完善自身价值的肯定。相反，对劳动和劳动者充满鄙视。人们对自己的生存方式采取了功利主义的思维方式，旁门左道就是一种捷径。《诗经》里的“硕鼠”是上层贵族的劳动形象；韩非笔下的“守株待兔”是普通大众劳动观的折射。从劳动文化层面看，中国传统社会是“二元劳动结构”：不劳动的上层社会当然不愿劳动，劳动的下层社会也不愿意劳动，是被迫的，往往出于生存的需要，缺乏对劳动的普遍性信仰。而“士”（知识分子）的劳动观，使他们自己在上层和下层社会之间未能起到良性的社会沟通作用。我们应能看到普通民众对知识分子的鄙夷。俗语有“家有二斗粮，不当孩子王”；宋人认为理学家是“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清朝商人戏谑文人的春联说“《洪范》五福先言富，《大学》十章半理财”。对知识分子劳动和社会创造性的民间评价，透视了我们知识分子自身的缺陷。但是，从来下层社会都是需要被教化，甚至被“灌输”的对象。这种缺乏对劳动信仰的现象，是致命的。不规范地说，构成传统文化根基的“儒释道”哲学都有劳动观上的深深缺陷。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中国的佛教是“要饭吃”，化斋而不劳动；中国的道教是“不吃饭”，炼长命之丹期一劳永逸，能造一台“永动机”，何需劳动？中国的儒教是“送饭吃”，鄙视劳动，“劳心者治人”。适值今日，虽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提倡劳动平等，但是不健全的体制，恰恰保护了不劳动者。试问，吴敬梓笔下的杨执中、《芙蓉镇》里的“吊角楼主”王秋赦与梁晓声笔下的、到处“走穴”、批发零售“知识”的“学者”，以及“空手套白狼”、自喻中国比尔。盖茨的“儒商”牟其中，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吗？一句话，他们都鄙视劳动，都不认为劳动及其创造性才是财富的源泉和唯一衡量标准。从哲学上说，劳动是实践的根基，因为不劳动，也使我们缺乏实证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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