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性。根据《韦伯斯特第三版国际大辞典》，“学术不仅指专科的学问或知识，也指学者的品质与特性”，是指“真诚追求真理所包含的一切活动和态度”，“学者”指那些“不拘在哪一学术领域内都力求成为有独创性的思想家的人”（转引自梁治平《书斋与社会之间》P309）。人类社会发展归因于某种创造，而中国的知识分子究竟有多少创造，值得反思，再不能像阿Q似的“老子从前也富过”！　“创造性”关注的是所创造的各种形式的财富，有体育似的不断破记录的意蕴。知识产权法律关系客体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创造性”，且看我们自己的“创造性”吧！北大学者韩毓海撰文《有话好好说》，对本世纪中国文学的教育和研究嗤之以鼻：20世纪中国的文学和研究的意义在于评职称分房子出书当博导……一句话，在平静的校园里以知识的方式复制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再将它推广到社会去（《读者》1999年第4期）。学者殷海光在1968年5月4日有言：“默念中国近几十年来，在知名人物里，除了严又陵及梁启超两位先生比较有些成熟的见识以外，都是清苹果。……。一名真有思想的人要有多少时间的心智努力才成得了气候？这几十年的实情是，无论什么人，只要机会巧，打乱仗打胜了就可成神，鸡犬也跟着升天。甚至学界也是讲‘混’。所以，一切都乱。我们不知何时才黄河清”！在书斋与社会之间，　“什么是你的贡献”？“在借鉴了这一切外来的知识之后，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或之后，世界也许会发问，以理论、思想和学术表现出来的对于世界的解说，什么是你—中国—的贡献？”；“当然，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可以回避这一问题，……。然而，后代中国学者也同样会发问，什么是你的贡献？”（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自序）
　　所谓学者的“创造性”，我们的论述尚未超出前人的结论。冯友兰先生在“先秦百家争鸣的总结与终结”中，有精彩的评介。刘向、刘歆说“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汉书·艺文志》。“没有一个自己的中心思想”，是杂家的本质。“《吕氏春秋》的方法不是对各家在更高的水平上加以综合，而用一种拼凑式的方法加以综合”（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二册P469。“凡是一个大哲学家，都能够在自然、社会、人生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虽然他们所发现的不一定都是真正的问题，他们的解决虽然不一定都正确，但是，他们都是对于自然、社会、人生有所认识，有所了解，有所体会。因此他们的思想都能成为体系，都不失为第一流的哲学家。杂家不是这样，他们不在自然、社会、人生中发现问题，而是在别人的体系中看别人怎么样解决问题。他们徘徊于别人的体系之间，企图发现他们所认为是精华的一部分，摘去下来，拼凑成为自己的体系。”，这些“体系”都是“空中楼阁”，“他们没有创造性，他们的体系也没有生命力。一个时代的第二流哲学的出现，表示这个时代的创造力已经将要发挥尽至了，再也不能往前发展了”（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二册P474）。　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正在进行的科研机构改革、大学院校调整，表面上是组织、体制的变化，其实它要解放、检验和评估的是每一个知识分子的“生产力”。说白了，就是在国家与国营知识分子之间，贯彻“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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