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陈建功接受记者专访时说“中国的知识界非常需要拷问自己的灵魂。我们往往习惯于拷问别人的灵魂，却很少拷问自己”（《读者》2000年第3期）。我认为学者的品性有三，首先是独立性，其次是现实性，第三是创造性。
　　独立性。传统的生产方式下，知识必须间接地通过一定的物质载体（如农业、工业等）表现出来，知识分子因此成为附著在某一阶级之下的“皮毛”产物，虚拟经济的发达使知识分子独立性得到最充分的体现。即便是在中国，知识分子也明显地在经济即物质生活上独立，从而在行为上自主，更多地体现自身的职业价值和独立的社会主体地位。同时，我国知识分子群体数量和质量也在发生结构性变化。在我国，“知识分子”是一个过时的概念，她相对的背景是知识有限的年代以及中国计划经济时代政治和文化的需要。对人的这种分类，有其不平等的一面。这种不平等，表现在各种权利上。从职业的角度看，“知识分子”正在消亡，而且必将最终消亡，其动力不是“阶级斗争”，而是知识本身所带来的人与人之间受教育权利的平等，以及每个人的能力和素质等界限的消弭。“知识分子”正向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她与普通大众的混同，普通大众掌握的知识越来越多，越来越普及，而某些“知识分子”也不再垄断知识，只不过是在传播和应用知识而已，“知识量”从单项的“平流层”向双项的“对流层”转化；另一个是“知识分子的大部队”正在迅速分离，出现所谓的大家，即学者。他们对人类的命运和发展有着真正的独到见解和创建。“他们在黑暗中提灯夜照，……。他们把寻求真理看作是一种神职，把探索出路当成出家，在寒冷而痛苦的时刻为理想守夜，用自己的一腔爱国热情，用自己那种冷峻的理性撑起了中华民族一个又一个希望”。（王人博：《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
　　现实性。学者的作风非是闭关自守，附庸风雅，而是真正关注人类，关注社会，以人为本。它要求学者们有实证主义的精神，真正地理论联系实际，而非口是心非，做一种骗人的“学术游戏”。好比“井中皮球”，唯上不唯下，从上面看，已在深入实践；从下面看，仍浮在书斋里面，其所思所想所做的设计和批评，都是臆造的东西，根本不是什么“填补空白”，而是“美名其曰”、有理有据地浪费钱财和精力，是对其他纳税人人性的践踏。人文社会科学也好，科学技术也好，学者们都必须体现时代的百姓的切实需要。现实性，同时还是一种心态、精神和哲学，它应该是那种克服困难，解决问题的态度和不屈不挠的勇气。早在1937年，费孝通先生就写道：“过寄生生活的学者们的辩护词是‘为研究而研究’；我不赞同‘尊重学问’，我只知道‘真正的学问’是有用的知识。学问可能是装饰品（有功能），也可能是粮食（也有功能），如果让我选择的话，我宁愿选择粮食”。“普通老百姓的真实生活从来没有被全面描述过”。（　阿古什：《费孝通传》　中文版　P47）

第 [1] [2] [3] [4] 页 共[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