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国也不同于法制国。法制(Legality,Legal System)国的统治者一般注意按照一套法律制度和规则来进行统治，办事通常有条文作为依据，因而不同于事事处处都依靠最高统治者和各级行政官员的口头或书面命令的主观统治方式。由于其统治方式有一定的规律、规则可循，人民对于统治者和自身行为的合理性有所预期，故法制国比人治国是一种进步。但法制国与法治国的最大区别在于，其最高统治者或立法者的权力仍然不受挑战和制约，比如封建专制国家也可能是法制国家，只要其行政和司法行为主要依照写成条文的法律或规则。但由于帝王本人的权力仍然是至高无上、不受制约的，他仍可以随其意志而废除、修改律则，或制订新律；最重要的是各种法律只是约束臣民的，并不能约束帝王自己，因而其国家仍然不能避免主观随意的专制统治。君主立宪国也可以是法制国，其君主立一个
宪法让其臣民执行，让内阁来执政，这样可以减少主观随意统治的专横程度。但君主立宪国仍然不是法治国家，因为作为根本大法的
宪法的决定者不是人民及其代表，而是至高无上的君主。一个国家即使存在比较详尽的法律条文或诉讼制度，只要其最高立法者的权力不受人民的制约和监督，或者其最高司法权不能与最高行政权真正分立、相互制约，那就仍然是法制国，而非法治国。
中国传统统治理论中的法家理想，也属于这种广义的法制国理论，因为所有法家思想家都是把法律当作最高统治者个人或集团统治的工具。法、术、势乃韩非所集中论述的三要素，他认为君主为了达到自己的统治目的，是可以充分利用这三要素的。“法者，编著之图书，设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9]“势者，胜众之资也”。[10]但他从来没有提出过类似“法律主治”、任何个人都必须服从代表人民意志的法律的现代思想。韩非明确地指出：“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他还强调推行法术必须占有权势地位。可见他还是对君主重权势与术，而对臣民则强调严刑峻法，轻罪重罚。法律是君主的统治工具，君主本人不必被自己制定的法律所累。在韩非之前，那个曾经力主以法家思想进行变革的秦国商鞅，尽管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改革，但他同样把法律看作是君主维护统治的有力工具，未明确提出君主本人也必须受到法律制约。中国历史上的刑律特别发达而民法和民权思想却相当欠缺，其重要原因也在于法律只是被当作统治术，而不是最终的制约因素。
我们这里所说的君主立宪国指的是实质意义的，而不在于其名义上是否有一个终身制的、世袭的君主。今天的英国仍然由女王充当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但却是个法治国家。因为皇家的意志已经无法变成至高无上的法律，英国甚至也没有一部作为根本大法的
宪法，但任何个人都不能成为凌驾于英国立法机关和法律制度之上的最高主宰。作为立法者的议会必须定期接受选民以选票表达的认可，通过政党政治和民间舆论表达民意，在这样的制度下，任何个人或集团都不可能成为法律永恒的主宰。反之，一些国家尽管消除了君主已经多年，但却并没有实行完全的法治，因为总有一些个人和社会集团随意决定法律的废立，甚至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而随意作出追溯既往的立法，使法律制度缺乏必要的稳定性、合理性和连贯性。因此，这样的国家仍然是实质上的人治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