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是在一个世俗化的背景之下，当代的弗里德里希在诠释宗教信仰权、选举权和工作权的时候，就不再是以上帝旨意为它们正名了，而是完全诉诸一个人的存在、实现与发展价值。“如果一个人获得这样三种权利：宗教信仰权、选举权和工作权——体现自主的自由、参与的自由以及创造、发明和革新的自由的三种权利，他会发现，就像相应的自由一样，这些权利都旨在使人成为一个完整的自我，一个得以充分发展的人。不让人信其所信，不让人参与对其统治者的挑选和定期更换，不让人在其能够生产和创新的领域内积极主动地发挥作用——这里的任何一种剥夺都会被视为非人道的举措，就像致人以残废和妨碍其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权利具有一种客观存在，它们发自于人的真实本性，就像与之相应的自由也出自人类本性一样。因为这些自由是人类力量的展现。……每一项权利都可被表述为一种能力，一种人达致自我实现的能力，这一事实是一切权利的坚实的内核。”（页97－98）面对这样的主张和信念，我们无论如何没有理由再以狭隘的“文化相对论”、“国情论”、“民族优秀传统论”来拒斥之了，否则，我们这个民族还会像黑格尔所言的那样停滞不前，还会在有意无意地迷恋于传统中遏制人性解放的糟粕。　　 其实，这似乎多少有点杞人忧天。因为，在一个家庭、社会结构以及与世界交往结构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巨大变革的中国，民众已经越来越多地以各种形式——如维护自己的隐私和名誉、反对家庭暴力、主张自己的消费权益、选举自己信任的村长、组织和参与自治组织等——提出个体尊严和价值的吁求。尽管还随处可见阻碍、压制这些吁求的力量，还随处可见对此类吁求尚不觉醒的人们，但这个趋势不是任何人或任何权势可以阻挡的。在此意义上，为什么要接受“让每一个人成其为人”的西方宪政之核心理念，已经不是一个理论上自我困扰地进行设问与回答的问题，而是一个身处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民众已经作出选择并有相对确定答案的问题。这也恰恰应证了构成西方宪政论基础的一个信仰：“正义，作为原生的、最高的自然法，因此便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掌握的。因为，植根于所有人心中的理性实际上是一项共同财富，而不是……智慧精英独有的或首要的特征。”（页73）这也再次让我们的耳边回响起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问题只是回答了一半，我们只是肯定了：发源于一种文化情境的价值观可以突破其原有的体系而在人类中间具有普遍有效的可能性，只要这种观念充分肯定了具有人格的人普遍内在的价值，这个可能性就完全可以转化为现实。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应该以怎样的形式接受，从而使目前正在萌发和形成的各种反映个体尊严和价值的吁求脱离分散的状况，使全体民众在思想上能够达成某种一致性，最终使我们的政治秩序建立在这种一致性基础之上。对于这个问题，可以从多个维度上予以回应，这里无意探讨在具体的制度构建层面如何应对的问题，而是要在精神领域确立这样一个主张：让每一个人成其为人，应该成为一种超验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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