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建国后的
刑法（包括97年新
刑法）都只对共同故意犯罪的刑事责任有规定，但是，这并不否定有共同过失犯罪的现象，只是对这种共同过失犯罪的情况，我国刑法不视为共同犯罪予以处罚罢了。有学者指出：（1）基于
刑法的规定而否定共同过失犯罪现象是不恰当的，因为这种社会现象并不是以法律是否规定而决定其存在与否；（2）不以共同犯罪处理，势必使有些案件得不到妥当处理；（3）从刑事责任角度讲，以各个行为人的行为单独各自追究，不仅增加举证的难度，而且，难以正确确定各自的刑事责任，甚至有加重其各自的责任之虞；（4）从刑事政策的需要看，现代社会危险性大、专业性强的工作越来越多，致使过失犯罪的比例增大。以过失共同犯罪案件处理，有利于加强工作人员之间的协作，赋予各工作人员相互监督的义务，也是遏制过失犯罪的重要举措。[12]的确，共同过失犯罪的社会现象并非以法律是否规定而决定其存在与否，现实的司法实践不乏存在这样的案件，如新疆克拉玛依市的特大火灾，审判结果共有11名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的领导人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他们出于共同的过失，共同的对这一事故承担责任，因此笔者并不否认过失共同犯罪，各过失行为人虽然不存在故意共同犯罪中那种意思联络，却存在对注意义务共同违反的事实，存在着对应当共同履行的注意义务共同懈怠的共同的心理态度。正是这种共同心理态度助长了各过失行为人主观上的不注意，违反注意义务，才导致结果的发生。因此，对共同过失犯罪的行为人以共同犯罪认定和处罚，不违背主客观相统一的刑事责任原则。
笔者虽然赞同共同过失犯罪的观点，但同时也持学者林亚刚的态度，认为共同过失犯罪的范围，还是应该限定在过失共同正犯为宜，而将过失教唆、过失帮助排除在外，这样才不至于对过失犯罪处罚扩大化。教唆一词，从词义学的意思上说，是在故意的心理状态支配下的一种行为，指有意识地使他人去实施犯罪，从教唆者一方来说，是明知本人的行为会引起他人的犯罪而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教唆只能由故意构成，从被教唆一方来势或，只有在他人的唆使下故意地去实施犯罪，才谈得上被教唆，如果因他人的指使而实施过失犯罪，那么，指使者就是利用他人的过失行为的间接实行犯，而谈不上被教唆，因此所谓的过失教唆犯是不能成立的。我国台湾学者郭君勋指出：“也有少数犯罪共同说的学者认为过失共同正犯能够成立。在过失犯，行为之意思非不可，且过失并非无意识，虽认识犯罪事实，而不容认其发生时亦有可能，因此，在认识之限度内，意思之共同，亦有可能，即可采认过失之共同正犯。”[13]如，日本学者福田平教授就认为，既然存在着所谓违反客观注意义务的危险的实行行为，而在对此具有共同的意思并对该事实能够认识的情况下，是能够肯定过失共同正犯的存在。[14]过失共同正犯，是二个以上的行为人负有防止违法结果发生的共同注意义务，由于共同的过失行为，以致结果发生的情形，应当将共同过失犯罪与基于各自的过失而同时犯罪的“同时犯”加以区别，区别的主要点在于，过失的同时犯，各个行为人之间的注意义务彼此是各自独立的，不存在共同的注意义务，过失的行为与行为之间不具有内在的联系，因此对过失的同时犯，应当适用各自处罚的原则，而不以共同犯罪的原则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