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者免官，处以笞杖或苦役，重者籍没家产，处以流放或死刑。在奉行法家的重刑主义的秦
　　朝律典中，对脏吏一律处罚不赦不宥。如《云梦秦简》中规定：“通一钱者，黥为城旦。”到
　　了唐朝时期，更在《唐律》中规定“请求枉法罪”，扩大至未行贿而向司法官员求情的人，突
　　出表现了对官吏守法的要求，它对遏制“官官相护”，严惩贪赃枉法，实现政治清明，无疑起
　　了重要的作用。而在明朝，参加过农民起义的朱元璋，深知贪官污吏扰民害民是激起民变的重
　　要原因，极其强调吏治，在《明律》中提出了重刑刑贪官的观点。在清乾隆时期，更采取四项
　　措施，以促廉政：一是严密控制各级官吏，加强监督于举报；二是执法严峻，毫不手软；三是
　　严惩贪赃，追究上司及有关官僚的连带责任；四是严禁浮夸，假饰虚报。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为了维护王朝的根本利益，历代都行用重典，惩治贪赃腐败行为，历代
　　王朝制定重典的着眼点均集中于整饬吏治，这反映了中国古代治吏的本质——维护统治者的利
　　益，也是惩治贿赂犯罪之法的精神所在。由此，在官吏廉洁自律，遵纪守法，行用重典之时就
　　会出现政治清明时期，而到了封建政治腐败，法纪紊乱松弛时期，则会出现“十官九贪”、“
　　贿赂公行”的状况，最终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王朝统治覆灭。中国共产党及其人民政府深刻认
　　识到了这一点，提出了反腐倡廉，行用重典。为此，在当代中国，应该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
　　加强法制建设，进行民主权力监督，强调重典治吏，严刑刑贪官，创造一个廉洁政府，民主环
　　境，才可以杜绝腐败的发生和蔓延。
　　三、腐败的风险和利益最大化
　　一般来说，贪污腐败分子手中都握有实权。作为事后反腐败的法律手段往往会遇到权力的抵
　　抗和压制，也就是说，腐败分子可以利用手中权力，以权谋私，为政不廉，跑官要官，买官卖
　　官，却不易受到法律的追究和制裁，姑且对于腐败行为，廉洁行为的成本和效益进行比较分析
　　，我们可以发现二者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腐败行为呈现出[高收益、低风险]趋势，而廉洁行
　　为呢，则是典型的[高成本、低收益]。特别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官本位]社会文化根基逐
　　步动摇，择业流动性不断增强，市场机制开辟了许多新的自我价值实现渠道，这更使廉洁行为
　　的收益在政府官员心目中的重要性大为降低。同时，这些风险成本更变为现实的腐败成本，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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