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这种做法是法院无奈的选择，在当时也有一定的实践意义。但是，这一做法容易遭致以下非议：一是有违罪刑法定原则。尽管1979年
刑法允许一定的类推，但上述做法并非具体罪名的适用，因而不属可以类推的范围。如果以法律规定之外的条件衡量行为人可否适用缓刑，就可能不当缩小了缓刑适用的范围。二是有违罪责自负原则。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是行为人自身的情况，而是否有人愿意帮教纯属行为人以外的因素。以之作为是否适用缓刑的条件，明显违背罪责自负原则。三是有违
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如果行为人完全符合适用缓刑的立法条件并且在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上基本相同时，只对有愿意帮教者适用缓刑而对无人愿意帮教者剥夺适用缓刑的权利，显然有失平等。四是有违缓刑制度创设的宗旨。尽管事先确立帮教组织的确有利于缓刑犯的改造，但是，缓刑制度的关键在于考察主体在判缓后的积极帮教，因此，“得到帮教”是每一个拟判缓者本应享有的权利，而非是否适用缓刑的标准。
基于这些问题，新
刑法重新规定了缓刑考察主体，即“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予以配合”。这一调整既与实际相符，也受到公安系统自1997年开始实行的社区警务改革措施的保障。此项改革的思路是，使派出所管段民警不再受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的制约，而是充当社区民警的角色，专事防范和管理的基础性工作。同时，在整体上，派出所也不再承担刑事案件的破案和打击处理的考核指标，这便使新成立的社区民警有足够的时间“沉”在“责任区”内，做好基础工作。作为该项工作的一个部分，当然包括对缓刑犯、假释犯等五类人员的帮教管理。在缓刑的考察主体再次获得立法规定和司法实际的统一时,我们可以预见，前述法院不敢轻易判缓以及判缓之后无人帮教的现象将大为减少。在法院的后顾之忧得以解除之际，今后法院在确定是否适用缓刑时的实际条件也会与立法条件保持一致，而不会再考虑额外条件。
实践证明，几年来，新
刑法对缓刑考察主体的新规定和公安系统社区改革措施的实行，已经给我国缓刑制度注入了一股活力。但是，从长远角度看，我国新
刑法的规定仍只有暂时的意义。这是因为，缓刑的考察是一项非常专业性的工作，在国外发达国家如美国一般都由专门的缓刑机构或者缓刑辅佐人进行。而我国目前的规定，尽管对过去缓刑犯交而不管的现状有所改变，但却不一定能保证对缓刑犯的帮教真正得以落实。因为，公安机关肩负着打击违法犯罪和防范管理的重任。作为防范内容之一的对缓刑犯的帮教工作，如果没有专门组织或机构的工作，而只由社区民警对缓刑犯帮教，仍非根本之策。尽管社区民警的任务就是负责辖区的防范和管理，但是，对缓刑犯的帮教仅是其工作内容的一小部分，社区民警必然还要从事其他防范和管理工作。这就仍可能导致其对缓刑犯的考察流于形式。在这个意义上，当前的立法规定和实际做法只具有过渡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