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作假的代名词，不是公司制度本身及形成公司企业的问题，这是中国转轨时期所特有的问题
。公司这种制度在采用的时候，政府是管的越多越好呢，才能避免这种现象呢，还是越少越好
呢？《
公司法》中有很多政府干预行为的体现，出现圈钱这种现象，但不意味着政府干预得越
多越好，越能避免一些现象的发生。恰恰相反，这些现象是公司的形式与政府权利结合起来的
产物。应当进一步重申，政府应管的少一些。在《
公司法》中我发觉政府总是充当保姆，制定
了许多强行性规则，而强行性规则需要政府来执行，这个过程使得二者的关系更为密切，而不
是政企分开，所以我提倡在《
公司法》修改中应削减政府必要干涉的条款。
朱苏力：中国目前的问题是法律的执行条件不具备。一个社会在转型期，秩序会而且有时必
须打乱，这与常规社会下是不同的，法律有时就会无效。我们的法律家不仅要为平常时期立法
，还要为特殊时期制定法律，特别应当关注当代转型期的法律。虽然执行条件不完善，我们就
要制定法律促使它的完善发展。但是中国目前的法律往往是以理想状态为调整对象的。比如说
《
公司法》在现在的中国，成立公司的目的比较盲目，不从经济和企业利益出发，而从《公司
法》所附带的其他利益出发，难免有些公司成为洗钱的工具。不光是《
公司法》，其他法律执
行亦如此。现在许多人学法律是为了更好的“违法”。律师当法律顾问不是告诉别人什么不能
做，而是告诉别人怎样在法律的空隙间做一些实验。所以法律不能光想着人们会自觉执行。从
这一方面看，失败的教训也要引以为戒。针对这种情况我们想办法解决，我们做学问就是为了
解决问题。法律家学习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为了写书，只写书是没有用的。
王利明：法律制度在中国目前还不健全，这是客观情况，但是就《
公司法》而言，它制订后
对市场经济确实起了促进作用。但是我国的主体法很不完善包括我国的民法就不完善，《公司
法》制订后也不完善。存在利用从事钻法律空子行为，这些在国外也是一样，更何况在中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