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西方好的制度、观念传入中国后，与传统文化中的糟粕相汇，往往使原本先进的
　　东西变得“非驴非马”，曾对“以西法救中国”寄以厚望的梁启超就曾痛心批判过
　　诸多西方之花在中国结出的恶果：“自由之说入，不以之增幸福，而以之破坏秩序；
　　平等之说入，不以之荷义务，而以之蔑制裁”。在此，我想借用胡适先生的观点加
　　以说明“ 中国的西方化只是种种观念渐渐传播渗透的结果， 往往是先有少数几个
　　人的提倡，渐渐得着些人赞成，最后才有够多的人相信这些观念是很合用或很有效
　　验的，于是引起来一些影响深远的变化。..... 中国没有一件东西神圣到不容有这
　　样的曝露和接触，也没有一个人，或一个阶级，有力量防止那一种制度受外来文化
　　感染浸蚀的影响。”他还说“ 那种种数不清的采纳吸收， 都不会破坏这个站在受
　　方的文明的性格与价值。正好相反；采纳吸收进来新文化成分，只会使那个老文化
　　格外发挥光大。我决不担忧站在受方的中国文明因为抛弃了许多东西，以采纳了许
　　多东西，而蚀坏、毁灭。”“我们实在是让一切观念、信仰、制度很自由地与西方
　　文明慢慢接触，慢慢接受感染，接受影响，于是有时起了一步步渐进的改革，也有
　　时起了相当迅速激烈的变动”“这个再生的结晶品看起来似乎使人觉得是带着西方
　　的色彩，但是试把表面剥掉，你就可以看出做成这个结晶品的材料在本质上正是那
　　个饱经风雨侵蚀而更可以看得明白透澈的中国根底，──正是那个因为接触新世界
　　的科学民主文明而复活起来的人本主义与理智主义的中国。”
　　话讲到这个份上，似乎也该打住了。本土化的传统法文化必须引起重视、发展，
　　但我们讲本土化、传统化，必须是国际化的本土化，传统化的东西能否有意义和价
　　值，不能自己说了算，自我检验，一定要放在全人类、国际化的文明系列中加以定
　　位。因此，单提本土法治化不提全球法治化，同样不利于中国的法治建设。反过来
　　说，中国法的国际化和现代化，也必须是本土化的国际化，没有我们自身的法律性
　　格和法律地位,谈何与别人进行融合、对话， 谈何在国际社会中确立自己的地位与
　　份量。只有关注本土法治建设，同本国、本土的传统法文化相结合，才能产生真正
　　具有民族特色的研究成果，并因其独特而获得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承认，成为现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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