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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之外构建另外一种精神话语的可能性，它被困在主流社会的体制内从事被动的
精神运作，它狭隘地、单一地被容纳进主流社会需要的功能渠道内，并成为这种信
仰体系的代言人，融于政统之中，化精神为操作，这是十分可怕和可悲的。
“罗马法学家创造了罗马法”，同样丧失人格独立的法学家只能创造自我意识
失落的法学。“论政而不治政”这是西方知识分子的传统，“光是思想体现为现实
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25]作为中国法学家们，是否也需要作
这样的定位。苏格拉底曾这样阐述过自己的使命，“我这个人打个不恰当的比喻，
是一只牛氓，是神赐给这个国家的，这个国家好比硕大的骏马，可是由于太大，行
动迂缓不灵，需要一只牛氓叮叮它，使它精神唤发起来，我就是神赐给这个国家的
牛氓，随时随地紧跟着您们，鼓励你们，说服你们，责备你们”，我想，中国的知
识分子、中国的法学家们也应坚守这一立场，忠实于自己的使命。
四、社会震荡不断
西方法学史在某种程度上讲是自然法发展的历史，是理想法与实有法二元对立
的历史。自然法学二元论最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为评价和批判实在法提供了一个
有力武器，有利于阻止立法把非正义、非人道的东西写入法律，从而使实在法避免
偏离正义；它有利于防止法官以“依法司法”为借口而进行不公正的裁决，从而杜
绝漏洞，保持司法纯正。因此从长远看，自然法学二元论能够缓和或缓解法律多元
主义所造成的敌对和紧张，它能够在形式合理性的社会为重建实质合理性指点迷津，
能为人的超越性冲动找到合法形式，避免它转向现实而形成一种破坏性力量，同时，
它也能够消解意识形态偏执、缓解社会冲突，减少社会震荡。正如英国法史学创始
人梅因评价的“这个理论在哲学上虽然有其缺陷，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忽视其对于人
类的重要性。真的，如果自然法没有成为古代世界中一种普遍的信念，那就很难说
思想的历史，因此也就是人类的历史，究竟会朝那个方向发展了。”[26]
历史上没有哪一部完美的法律，不是以对法律的终极关怀为基础的，社会的有
序、和谐稳定无不是以法的形而上价值为指归的。法律的形而上理念，“有助于人
类认识隐藏在其所使用的法律工具背后的思想，正确地运用周延的态度来审察法律
问题，避免在立法、司法、执法和守法中作出流于偏执的、武断的结论”[27]
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形而上的缺失，政治成为至高无上的信仰，人们的超越
性追求转向革命，掀起政治狂热，形成激进革命传统，建立人间天堂的人类社会理
想，实际上建构了新的天人合一，体用不二文化体系。由于文化只着眼于改造国民
性的社会功利作用，忽视了文化的形而上意义，致使中国新文化中缺乏西方近现代
文化所具有的超验内涵，以后又向政治功利主义蜕变。在“左”的思潮政治下，一
切都意识形态化了，宗教被消灭，形而上学被批判，这意味着一种高度的政治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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