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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很难为现代中国确立一种有权威的哲学形而上学。
五四后直到新中国成立的大半个世纪，形而上的缺失一直未获真正解决，虽然
其间有一段新的天人合一，体用不二的社会主义文化，但它只不过掩盖了这个问题，
而没有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科学主义、唯物主义确立统治地位后，形而上的问题更
是被排扩。西方自然法学中的终极情怀，宗教带给法律的信仰意识，法律体现的正
义、理性色彩等，由于它的虚构性、不真实性、难操作性而被看作是唯心的、形而
上学货色，一度受到了责难、批判。于是“当西方法流传到中国时，却被我国传统
的经验──实用型思维方式作了形而下的处理，‘法’被扭曲为‘法律’，或者说，
经过处理之后，作为精神和信念的‘法’淡然无存，留下的只是作为具体制度的‘
法律’”[12]。这种文化结构的片面性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法治社会的进程，中国法
文化湮没在实用理性的定向思维中，实用理性妨碍了中国法文化的健康发展，因此
它必然产生很多弊端，给中国法制建设的发展付出沉重的代价。这些代价主要表现
在以下方面：
一、法律工具论发达
对待法律，中国人历来把它看成是“工具”是“鞭子”是“手段”。韩非说得
很坦率“法者，宪令著于官府，赏罚必于民心......帝王之具也”[13]法的目的，
并非众生的幸福，而是帝王对人民加以统治的手段，是要达到“立法定分”“以塞
愿望”的目的。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历代皇帝是唯一的立法者，有权立法也有权废
法，他们“口含天宪”，正所谓“朕即法律”、“法自君出”、“君与法共”，所
以中国人谈法，并不是指向任何权利与自由，法律代表的只是一种枷锁和束缚，法
律不是一种契约，而是统治者自己单方面制定的，实质是君主手中的王牌或家天下
的专利，民众是被排斥出法律领域之外的。在法律之上，驾驭它、统帅它的，不是
理性、不是正义，而是国家的权力，是统治者。如商鞅所说“民如飞鸟走兽，其孰
能制之？民本，法也。故善治者塞民以法”[14]近代的启蒙思想家严复愤慨地写道：
“若夫督责书所谓法者，直利而已，所以驱迫束缚其臣民，而国君则超乎法之上，
可以意用法易法，而不为法所拘。失如是，虽有法，亦适成专制而已”[15]。
纵观中国古代法律，历代法律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局限于立法技巧、编纂体例、
实施方法等经验实用性领域，侧重于法的形而下功能，而无法朝着法的价值的形而
上的高层次发展，致使中国法文化中，始终缺乏法上之法的知识和信仰。法律形而
上的严重缺失，法律就只是无数统治工具中的一种，是统治者的卸用工具，中国法
学走上了为政治服务的道路，法律沦落为政治统治的附庸物就绝非难事，绝非偶然。
诚如著名学者梁治平尖锐指出的“我们的法律并不是西方人惯常理解的那种，毋宁
说‘它们不是法律，而是压制法律的东西’。它是执行道德的工具，是附加了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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