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定代表人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为国企改革带来了许多理论和实践上的难题。理论上，法律的规定混淆了“法定代表人”和“法人代表”之间的区别，而实体法和诉讼法规定的不一致更徒添人们理解的难度[9]。在实践中，由于国企法定代表人掌握了巨大的权力，一方面，由于改革开放的特殊时代背景，使得国企中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事实上，当今中国，在大多数表现良好的国有企业里，依靠的往往是某个雄才大略的公司领袖，这些领袖们把自己的DNA烙在公司的每一个角落，企业随其领袖的正确而兴盛,当然也随其领袖的错误而衰落”[10]。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制约，现行制度为企业法定代表人贪污、受贿、侵吞公司财产提供了丰沃的土壤，90年代发生的一系列关于此类的大案要案决非偶然，而是有其必然性的[11]。
由此可见，法定代表人制度确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制度，但此一特色乃是一有似于人之“红鼻头”之类的特色[12]，不仅有碍观瞻，且不利于整个企业制度的健康发展，故须用手术除之，然手术如何进行？简言之，两个字——分权，兹细析之。
二、业务经营权分立之可能性及必要性
公司法的基本精神在于以法律的形式塑造公司的法律人格，并在公司所有与公司经营分离的前提下，以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实现其法律人格。
公司法此一基本精神的实现，有赖于其对公司权力的合理配置。而公司的权力，有以下两个不同层次的划分。
首先，按三权分立模式，人们习惯上将公司权力分为重大问题决策权、业务经营权以及业务监督权，并使之分别归属于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英美法系国家中，公司不设监事会，其职权由外部董事或审计员承担），从而初步实现了公司权力分离与制衡。
其次，在以上三种权力内部，根据其不同权能，人们对其再行细分。
晚近以来，由于董事会中心主义之形成，董事会权力得到极大加强[13]。如美国示范
公司法规定“所有公司权力应由董事会行使或在它的许可下行使，公司的业务和事务也应在它的指导下进行经营管理，但上述一切均应受公司章程中写明的限制的约束”（§8/01/b）；而德国股份
公司法则规定“董事会本身负责领导公司”（76条）、“董事会在法院内代表公司”（78条）；其它如日本
公司法第
260条、法国商事
公司法第
198条均有类似规定。[14]在此背景下，将董事会权力再行细分，并将其赋予不同的部门以达到互相制约的效果，便显得尤为重要。其原因如下，在董事会中心主义之背景下，经营层掌握着公司财产，但他们有自身的利益，在其代人理财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自身利益和公司利益不一致的情况，此时，经营层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可能不顾公司利益行事，而权力的集中则使这种情况易于发生，为减少这种代理成本，有必要在经营层内部进行分权，使其互相制约，从而使公司利益最大化[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