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法律既保证善意也保证理性
法律是国家强制力和国家理性的表现，法律以公平和效率为基本原则，公平要求善意，效率要求理性，所以法律旨在保证善意和保证理性。如果人人都是善意的，那还要法律来干什么？[2] 法律很大程度上旨在维护主体之间的价值平衡，即保证善意。价值平衡原则是法律的最基本原则之一，也是最常用最一般的原则。侵权、违约等行为破坏了主体之间的价值平衡，法律禁止这种行为，规定了相应的救济方法（法律责任），有时侵权、违约等行为并未作出，但在过往的事为（事实、行为等）中曾发生过，根据经验和推理，在此种情况下有潜在的侵权、违约等破坏价值平衡的事为，法律为防范于未然，因此赋予了潜在受害方 以相应的权利，潜在侵害方以相应的义务，这些就是子权利、子义务，这就是子权利、子义务产生的原理。
法律关系主体在决策和做法上有时往往不能做到理性，法律就规定了主体以相应的子权利、子义务以保证理性，诉讼法之所以规定了特定的程序，也是在于保证善意和理性，例如，规定了回避制度主要是为了保证善意，使当事人得到司法机关的公平对待。规定了对某部分案件必须组成合议庭，某些重大案件的第一审必须由中级人民法院或高级人民法院负责，这主要是为了保证理性，因为合议庭比独任庭处理的更公平、更合理。
法律里有三种子权利、子义务。一种是由潜在的违反价值平衡原则的事为引起，法律为防范于未然，而规定了此种子权利、子义务。另一种是由实在的违反价值平衡原则的事为产生的，此种子权利、子义务即是法律救济和法律责任。还有一种是为了保证法律主体决策、做法的理性而规定的。
要想知道法律规定的取向，就要知道此种事为是否违反了价值平衡原则，是否会有潜在的破坏价值平衡事为。事为是否直接违反价值平衡原则是很容易看得出的，但在这种事为基础上是否潜在违反价值平衡原则的其他事为，这需要我们对这种法律调整的事务（如公司、票据、海事、专利等）的了解或经验，若潜在破坏价值平衡的事为，则一般赋予潜在受害方以相应的权利，规定潜在损害方以相应的义务，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否定这种事为，反之法律则肯定这种事为，是否潜在破坏价值平衡的事为决定法律（立法者）的价值取向。
综上所述，法律既保证善意又保证理性。法律保证善意就能支配行为价值转化，再和智慧合作，就能达到用智慧组织行为价值转化的目的。所以，法律能起资本的作用。同时，法律能保证理性，就能组织行为价值转化，法律能起智慧的作用。法律中包括国家强制力和国家智慧（国家理性）两种成分，国家强制力能起支配行为价值的作用，国家智慧能起组织行为价值转化的作用。法律既能独自支配和组织行为价值转化，又能与资本合作组织行为价值转化，还能与智慧合作组织行为价值转化。除此之外，法律还能够使资本和智慧结合，如
公司法等使资产的价值形态和物质形态分离，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使有智慧的人使用资本，进而能够使行为价值在智慧的组织下转化。[3] 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法律在当今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