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智慧与法律-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资本控权人是享有资本所有权的人或法人，在国有企业里，资本控权人是国家，在集体所有企业里，资本控权人是集体，在私营企业里，资本控权人是个人，即资本家，在股份制企业里，资本控权人是股东。资本家剥削、压迫工人，是作为资本家的资本控权人滥用权利，不是资本的错，这需要法律和机制来监督控制，譬如公司法人制度、股份制等。有了资本，才能给工人（职员）发工资，工人才会为你做事，即把行为价值出卖给你，让你去支配他们的行为价值和组织转化。资本控权人支配了行为价值后就用手中的智慧去组织行为价值转化，若资本控权人有智慧或掌握住智慧。，如：会用人，懂投资等，则能转化出比原来更多的物质价值，资本控权人就赚钱，（在企业股份制的社会，资本控权人（股东）根本就不用管理企业，而资本控权人可以游走于企业之间，其对企业虽不能“用手投票”却可以“用脚投票”，从理论上去分析，假如其认为此企业不够智慧，其可以将资本撤出此企业，（转让），另寻更有智慧的企业。智慧有分为资本控权人的智慧和企业的智慧，资本控权人智慧是为其资本选择智慧企业的智慧，资本的最终决定权掌握在资本控权人手里，所以必然掺入了资本控权人的智慧；企业的智慧是直接用来组织行为价值转化的智慧，是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的智慧。）在一个完全的市场，总有一部分投资者亏本，只要资本控权人手上的智慧低于社会平均智慧水平，行为价值就不能转化出比原来更多的物质价值，资本控权人就要亏本。但是即使资本控权人不能把行为价值转化出比原先更多的物质价值，工人也能拿到工资，资本控权人的所有交易相对人都能获得等价的交易价值，因为资本控权人手中有资本。资本代表一种信用，资本控权人手中的资本越多，其信用就越高，这实际上是排除了资本控权人的恶意，即保证了善意。价值交易中必须保证善意，即维护双方的价值平衡（公平），公平是交易的基本原则。资本保证善意就能支配行为价值，在智慧的组织下，行为价值就能转化出比自身更大的物质价值来。由此可见新增价值是由智慧衍生出来的。
　　　　三、行为价值
　　行为价值包括劳动价值，人类的所有行为都有其价值的意义，人不去工作（有目的地行为）也会无目的地行为，譬如随想、打牌、运动、聊天等，这些行为也要消耗能量，即消耗物质价值。但这些行为也可转化为物质价值，随想可能会有创造，打牌、聊天可以愉悦身心，身心得到愉悦，工作起来也有劲，可以创造出更多的物质价值，运动有益于身体健康，也有利于创造更多的物质价值。或者说，这些行为能满足人们的需要，这本身就有价值的意义所在，又岂只劳动有价值呢？人不会整天睡觉，闲着没事也会找点小玩意或者遐想一下。人的新陈代谢和人的本性决定人的行为价值的总量和耗量是恒定的。在一个社会的某一任意时期，社会的行为价值的总量和耗量是恒定的，如果没有充足的资本去支配行为价值，行为价值就在无序中白白浪费掉，这就是为什么发展中国家需要外国的投资的原因。关键在于能否支配行为价值。奴隶社会不是靠资本来支配行为价值的，而是靠奴隶主国家的强制力，由于它一样达到支配行为价值进而在智慧组织下转化的目的，所以奴隶社会的生产力比原始社会进了一大步。在我国建国初期，国家把大部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这就达到支配行为价值的目的，即使那时我国物资贫乏，缺少资本，但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下，和在精神领袖的号召下，行为价值甘愿被政府支配，即使只有微薄的工资。其实不愿也要愿，因为国家、集体占有了生产资料。国家就是利用这种国家强制力（行政强制力）把行为价值支配起来，在国家智慧的组织下转化，所以建国初期，经济恢复得很快。不单只资本能够支配行为价值，行政强制力（国家强制力、国家干预）也能支配行为价值。在一个贫穷或是混乱或处于非常时期的国家，运用行政强制力发展经济比自由放任发展经济好。苏联在十月革命后到二战后的初期经济的迅猛发展和迅速恢复说明了这一点，中国在建国初期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美国二战后采取的国家干预经济手段也说明了这一点。在一个国家的非常时期运用国家强制力（国家干预手段）会对经济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是因为国家强制力既能支配行为价值，又能使行为价值在国家智慧（国家理性）组织下转化。在非常时期，资本没有好的机制集中起来，资本在支配行为价值中起的作用很有限，因而需要国家利用行政强制力来支配行为价值，在一个贫穷或是混乱或是非常时期的社会中，缺乏资本，如果还不用行政强制力来支配行为价值，那么行为价值就不能集中起来在智慧的组织下转化，那么行为价值的转化率就很低。第三世界国家如果得不到发达国家的资本帮助，还奉行西方的以前的和现在的自由放任经济模式，那结果都是不能自拔，经济发展像蜗牛爬行一样，亚非拉的很多国家都是这样。他们应该运用国家的宏观调控手段或者索性就是行政强制力，首先发展智慧，即重视教育，让社会上的智慧多起来，再用各种行政强制力支配行为价值，统一起来由智慧组织转化。[1] 行政强制力可规定在法律中，主要是规定在经济法中。但要注意，行政强制力不是万能的，一旦商品经济发达起来，经济秩序化后，行政强制力的作用就要被资本所取代，资本有一种特殊的数学计量功能，是行政强制力所没有的，而且国家理性是有限的，应该让资本去选择理性。美国在二战后的国家干预经济政策对经济的迅速恢复起了很大的作用，但随着经济的恢复和经济、社会的秩序化后，美国逐渐减少了国家干预的做法，逐渐回到自由放任经济模式，就是这种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