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WTO条约的解释所应遵循的“习惯规则”中，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第3（c）款，占有非常特殊的重要地位，被学者们称作“Interpretative　Source”（解释性的[国际法]渊源）。这个“解释性渊源”是什么意思呢？第31条第3（c） 款规定说，“应与[条约]上下文一并考虑的，还有……（c）在缔约各方之间关系上适用的国际法任何有关规则”。这里的“国际法”是个范围很广泛的概念，具体指哪些东西呢？《国际法院规约》（也可译作“国际法院章程”）有个著名条款：关于“国际法渊源”的第38条，该条把国际法的渊源或所包括的内容归结为四种：国际公约或条约，国际惯例，法律的一般原则和作为辅助手段的司法判例，资深权威公法学家的著作。或许正是有感于第31条第3（c） 款把一般国际法列为解释WTO法的资料，针对GATT执法中自我封闭的传统缺陷，WTO上诉机关在1996年“美国汽油案”中才强调指出：“不能把总协定[GATT]与国际公法隔离开来。”这就意味着，要在WTO法与国际法之间开辟出一个沟通两者的渠道，使国际法这个汪洋湖泊用之不竭的水，能通畅的灌溉入WTO的法律田野，使之充满生命力，不断向前发展。我认为，这正是“解释性渊源”一词要表达的本意。
　　1998年的海龟案中，上诉裁决报告对第31条第3（c）款的运用，满篇累牍，比比皆是，真可谓是全面开花，集其大成。我们不妨顺拈几朵瞧瞧。
　　首先就适用的非WTO国际条约而论，上诉报告在论证解释“可用竭的天然资源”时，为反驳此案原告（印度、泰国等）只指矿产等死的资源的论点，就引用了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1992年《第21世纪议程》，1992年《养护野生动物游动群的公约》，1973年《野生动植物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并在注解中说：“我们注意到，本上诉所有参加者，均为CITES的缔约国），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可用竭的天然资源”包括活的物种，更直接地说，包括了本案要予以保护的海龟。
　　其次，解释所引用的“国际习惯”，就有一般视作习惯国际法规则的：条约中的概念“在定义上是演变着的，要受到后来的法律发展的影响，应在当时通行的总体法律制度框架内加以解释和适用。（国际法院1971年对“纳米比亚（法律后果）咨询意见”）。对《海洋法公约》关于渔区的规则，并未批准该公约的美国特地说明：“我们相信，该公约里绝大部分渔区法，反映了国际习惯法。”
　　正是根据上述一大批有关的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上诉机关指出：“忆及《WTO协定》序言明确要求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我们认为在今天仍把GATT1994第20条（q）项解释为仅指养护可用竭的矿产或无生命资源，未免太落伍了……不论是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都属第20条（q）项范围“（第131段）。至此，上诉机关顺势笔锋一转，指出：“海龟是个游动性很强的动物，在它们出没的海域，许多沿海国都有管辖权”，“不论上诉人还是任何被上诉人都不能宣称对海龟有排他性的管辖权……在（本案）所涉及的这些游动而濒危的海洋物种与美国之间有着足够的[管辖]联结。”从而清楚有力地回击了从1991年第一个金枪鱼案以来批评美国保护海豚、海龟是实行“域外管辖”的错误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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