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打”的法理学和经济学分析
冯玉军
【全文】
依法“从严从重从快”打击各种严重犯罪分子(即通常所谓“严打”)，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惩治犯罪、维护治安的基本方针和长期方针，也是邓小平民主和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项方针和政策最早是由邓小平同志在1982年提出来的。他说：“同经济犯罪活动的斗争……一定要从快从严从重。……对有一些情节特别严重的犯罪分子，必须给以最严厉的法律制裁。刹这股风，没有一点气势不行啊！这个问题要认真地搞，而且在近期要抓紧，处理要及时，一般地要严，不能松松垮垮，不能处理太轻了。……这是一个长期的经常的斗争。” 以后，针对一个阶段以来社会上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加，屡禁不止的情况，他进一步指出：“解决刑事犯罪问题，是长期的斗争，需要从各方面做工作。现在是非常状态，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严才能治住。”“我们说加强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要讲人道主义，我们保护最大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
改革开放20多年的实践证明，“严打”方针是必要的、积极的。特别是在当前我国经济和社会体制仍然处于转轨时期，社会经济成分以及就业方式、生活方式等等均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的利益关系也有很大变动，社会治安中出现了许多新矛盾、新问题的宏观背景下（有些国家称之为转型期的“犯罪浪潮”），采取不妥协地专政打击措施，用“重典”治乱，其出发点是正确的，效果也是明显的，必须旗帜鲜明、毫不妥协地贯彻。
然而，确定“严打”的方针，并不意味着司法专横和任意加罚的泛刑主义。严打必须依法，是做好社会治安工作，维护社会稳定的根本要求。从“严打”与厉行法治之间关系的理论与实践两个角度分析，“严打”并非天然合乎“法治”（Rule of Law）的要求。
一方面，“依法治国”要求法律成为国民普遍信仰，而法律本身具有长期稳定性、确定性以及目的性与工具性相统一的特点。但是，“严打”的宏观决策却带有随意性和临事设制的特点，偏于追求短、平、快的效益，用政策指挥法律，刑罚在实际执行中往往被任意从重或加重解释，成文法典的权威作用相对降低。在某种意义上，“严打”临时设置的工具性似乎决定了它不可能是长期性、战略性的“百年大计”，而只能是“阶段性纲领”。
如果把法律仅仅看作是工具，势必“为政在人”。从而对主体的伦理道德要求和行为积极性之依赖便成为必然选择，选拔任用司法干部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是“服从指挥”和“能征善战”，而不是恪守成文法典或精通法律。 与此同时，工具本身有多元性和可替代的特点、“条条大路通罗马”，用
刑法这一最终手段代替全部手段，忽视经济、行政和道德等在社会调整中的作用，就会造成社会治理中越俎代庖的不良后果。盲目认为一切社会失范现象和经济犯罪都会在严刑面前自然消遁，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背道而弛的。人们不能总是生活在一种“政治法律紧张”的社会中。“实践中，政府不可能也不应该工具性地使用法律”，“企图工具性地使用法律从好的方面说是偶然的，从坏的方面说是危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