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法官管得太宽了呢？因为受诉法院管了法律也不管的事。《
民法通则》第
7条之所以规定的是“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而没有规定“民事活动的动机”应如何如何，这并不是因立法者疏忽而出现的需要加以补充的“法律漏洞”，而是民法的性质使然。民法在性质上属于私法，公法与私法的区别之一是，私法主体的私法上的行为无需说明理由，因此，私法在通常情况下并不规范行为人行为的动机，两个人要结婚，法律关注的是两人是否自愿结婚，是否存在强迫、包办、买卖的情形，至于两人为什么结婚，是因为对方美貌、富有、权重还是基于爱情，法律并不过问，遗嘱行为也是如此，遗嘱的内容、方式法律有规定，至于当事人为什么要立如此这般的遗嘱，是要将其财产送给他的至爱亲朋还是素味平生的路人，法律也不过问。私法上的行为之所以不讲理由，私法之所以不规范行为人行为的动机，从必要性上看，是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让当事人依自己的意愿去建立彼此的法律关系，去取得权利、负担义务，法律并不干预，从可能性上讲，法律也无从规范行为人的动机，再说，法律如果规范行为人私法上行为的动机，要求对其私法上的行为陈述理由，那么，私人的生活就难以想象。比如，某人有两子，他的遗嘱是由其长子继承全部遗产，并按“法律”的规定，陈述了理由：长子比次子孝顺。如果他的两子就该遗嘱的效力发生诉讼，该怎么办呢？法官首先要考虑，“孝顺”是否是继承权取得的正当理由？其次，要查明，长子是否真的比次子孝顺，最后，还要判定，死者立如此这般的遗嘱是否真的是因为长子比次子孝顺，是否存在其他违反社会公德的动机？显然这些工作对来说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如果真的从上述三方面去认定一份遗嘱的效力，“遗嘱自由”就荡然无存了，所以，法律并不规范私法上行为的动机，私法行为无需说明理由，相反，公法上的行为则要求国家公权者说明理由以接受监督，法院审判方式改革的内容之一就是要加强判决的说理论证，因为法院是国家公权者，审判权是国家公权，法院判决是公权行为，因此，必须在判决中陈述理由，必然向当事人、向社会宣示其判决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如果“只下判，不讲理”，则无论判决结果如何，都不是合法判决。综上所述，民法作为私法，并未就行为人的行为动机作规定，而受诉法院以黄永彬立遗嘱的动机为由，否认其遗嘱的效力，显然，是管得太宽了。
原告代理人认为“法庭是慑于民众的呼声和舆论的压力才那么判案“，这虽然未必正确，但是，司法独立，不仅要求法官应独立于其他机关、团体、个人的非法干预，要独立于与舆论，而且，也要求法官独立于自己的情绪和个人的好恶，不应将法官个人的见解与法律所体现的公平、公正精神相混淆，而最后这一点，却是最难做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