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非国有事业单位、一般社会团体人员受贿行为在
刑法中未明文规定为犯罪，应属于法律漏洞，按罪刑法定原则不能将其作为犯罪处理。
毋庸置疑，诸如足球“黑哨”一类受贿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已相当严重，而
刑法却未将其明文规定为犯罪，这明显属于一个法律漏洞。我国刑法以自然人为主体的受贿类型犯罪有两种，即受贿罪和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根据“明定此一事物意味着排除另一事物”这一法律格言，不宜认定非事业单位、一般社会团体人员为这两类受贿类型犯罪主体。可见，
刑法没有解决非事业单位、一般社会团体人员受贿问题。首先，受贿罪的主体不包括非国有事业单位、一般社会团体人员。受贿罪为国家工作人员，
刑法第
九十三条对此已明文规定：“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这里规定只涉及国有事业单位、人民团体，未涉及到非国有事业单位及一般社会团体，因此非国有事业单位人员、一般社会团体人员在“以国家工作人员论”之列。若需扩大“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的范围，只能由最高立法机关修改、补充，或作出立法解释来解决。全国人大《关于第93条第2款的解释》（2000年4月29日）只规定了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有行政管理工作，属于“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而未涉及其他。其次，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主体也不包括非国有事业、一般社会团体人员。该罪的主体为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而不具有此身份的非国有事业单位、一般社会团体人员，当然也不在其中。该罪与职务侵占罪主体范围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的“其他单位的人员”中含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包括非国有事业单位、一般社会团体；而前者则仅为公司、企业人员。
既然
刑法对非事业单位、一般社会团体人员受贿行为未明文规定为犯罪，按照罪刑法定原则，就应当坚决不应对行为人作为犯罪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