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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一书中，萨维尼通过法的产生渊源即法的起源，法的实质和法赖以存在及生存的基础、法的制定（及制定法律所需的条件）等几个问题的论述，并通过对罗马法的论述和对已经产生的三部法典《法国民法典》、《普鲁士法典》和《奥地利民法典》的分析，表达了历史法学派的经典理论。关于法的产生渊源，在萨维尼看来，“一切法律均起源于行为方式，在行为方式中……习惯法渐次形成；就是说，法律产生于习俗和人们的信仰（popular faith）,其次乃假手于法学——职是之故，法律完全是由沉潜于内、默无言声而孜孜矻矻的伟力，而非法律制定者（a law_giver）的专断意志所孕就的。[12]”因此，法律只能是土生土长的产物，而不能通过理性的立法手段来创建。这种土生土长的一个民族的法律制度，就像艺术和音乐一样，都是他们文化的自然体现，而不能从外部强加给他们。而且，此种法律与民族的存在和性格（being and character of the people）的有机联系，亦同样展现在时代的进步中。法律堪与语言相比，绝无断裂的时刻；如同民族之存在和性格中的其他的一般性取向一样，法律亦同样受制于此运动和发展，自身也是不断地变化和发展的。一如萨维尼说：“法律随着民族的成长而成长，随着民族的壮大而壮大，最后，随着民族对于其民族性（nationality）丧失而消亡。[13]”由此，萨维尼建构了他的法律起源理论，在他那里，法律不是孤立地产生的，也不是偶然的或某一个立法者的专断意志的产物，甚至，在人类最遥远的古代，法律依然秉有其自身的特性，其为一民族所特有，如同其语言、行为方式和基本的社会组织体制（constitution）[14]。“民族的共同意识（the common consciousness of the people）乃是法律的特定居所。[15]”所以，对萨维尼来说，法律只不过是民族精神的自我衍生，而不能凭主观臆造。而他的民族精神则指的是存在于特定的民族成员观念之中，并为该民族所认同决定该民族文化形态及其发展的共同信念[16]。
关于法的发展，萨维尼认为存在这么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法直接存在于民族的共同意识（consciousness of the people）之中，其表现形式是习惯法。第二个阶段，法表现为法学家意识中的学术法，“法律乃是掌握在法学家手中的独立的知识分支”。第三阶段就是编纂法典的阶段，萨维尼显然不赞同编纂法典，他以罗马法为例说“只有在罗马法极度衰败之时，才会出现编纂这些法典的念头。[17]”而且，他明显受培根的影响，“应当制定一部法典的时代，必当在智慧上超迈此前的一切时代。[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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