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会议的《领导人宣言》中，确认了“经济技术合作，不仅可以促进可持续和缩小发展差距，还可以直接支持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增强各成员的竞争能力，实现共同繁荣。”近几年来，APEC在其确定的经济技术合作的六个优先发展的主要领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这六个领域是：人力资源开发、发展健康安全和高效的资本市场、加强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利用未来技术、与环境协调的经济增长、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其合作也越来越务实。表现之一就是本次上海会议上制定了几个具体可操作的项目，即“APEC网络教育”项目、“人力资源能力建设促进项目”和“上海APEC金融和发展项目”。使得APEC在经济技术领域有了自己的行动机制。并创新性的建立起政府、工商、学术，即“官、商、学”三方合作机制。这预示着合作的进一步全面和深入。发展中国家成员也一再呼吁加强经济技术合作方面的重要性。“加强企业间的合作，是当今世界企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不少企业家认为，企业间开展平等竞争固然重要，但开展合作更为重要，合作的空间要大于竞争的空间。这个看法是很有见地的，在经济全球化和新经济不断发展壮大的条件下，如果不能与其他企业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任何企业都难以获得成功。”[8]　
　　有鉴于此，在投资自由和经济合作中间寻求出路，并通过区域协议的方式确定下来是可行的同时从世界范围来看，在目前的国际条件下，关于国际私人投资关系的国际法制的建立，正处在发展进程中，只能在进一步完善双边调整的基础上，通过区域性的多边调整，逐步过渡到实现世界性的多边调整[9]。就目前这一地区成员参与的有关国际投资方面的协约来看，这一地区参加了《多边投资机构担保公约》的有澳大利亚、中国、加拿大、智利、印尼、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巴新、秘鲁、菲律宾、新加坡、泰国、美国和越南，尚有文莱、中国香港、新西兰、墨西哥、俄罗斯、中国台北不是这一组织的成员[10]。建立一个区域性的投资协定还可以对此起到补充和完善的作用。
　　　　四、中国主动参与的对策与意义
　　中国目前已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具有了在国际贸易舞台上发言的资格，也必将在WTO多边贸易体制的推动下进一步加快其改革开放的进程。但这不意味着中国可以因此不主动行动。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吸收FDI最多的国家，中国不能甘于被动，中国完全可以做的更好。并且随着开放意识的增强，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也都在加快自主投资自由化的步子，中国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但这只是相对的。就国际直接投资而言影响，中国入世之后关税的下调可能会导致市场导向型国际直接投资的减少。中国一直自认为在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上有很大的优势，但外资的流入与否是由多种复杂因素决定。目前已经有学者开始关注到，由于越南近两年其令人瞩目的开放步伐，一些劳动密集的产业已经偏向于考虑转入越南投资而不再是中国。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一直被认为是投资壁垒很高的国家，在APEC问题上，中国也是希望APEC保持其灵活的论坛方式，而不愿让其过快地进入机制化的最坚定的国家[11]。从短期来看，这样做可以为国内不成熟的产业的发展创造一些时间，但长期来看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在上海会议上，墨西哥提出了主办区域和双边投资规则与协定研讨会的建议，得到了部长会议的响应。中国走向投资自由化已是大势所趋。而且中国有必要进一步加快步子。目前，中国已经与东盟各国达成一致，同意今后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12]。但在与发达国家成员合作的问题上，中国有必要也不得不和发达国家在投资问题上进行磋商，以吸引更多的外资加快国内经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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