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建立政府的目的,是在劳动分工的条件下使一定的社会合作成为可能,如果人们建立的社会体制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或计划经济),那就无什么自由可言了。因为所有公民在每一方面都要服从于政府的命令;这个政府便是全能政府,这个政体便是集权政体。政府自行安排计划,强迫每个人按照统一的计划去行动。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个人可以自由选择任何一种他们想要整合于其中的社会合作结构的活动方式。只要存在着市场交换,就有自发的个人行为。这种体制被称作自由放任主义,正如拉萨尔所说的守夜人政府那样,在此体制下,有自由存在,是因为个人可以自主地计划自己。
社会主义者否认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存在着任何自由。但是他们通过否认在市场上商品和服务的交易中存在自由,努力掩饰奴役性的政府和经济自由之间的差异。每一次市场交易,在社会主义学者看来,就是对其他人自由的强制。也就是说,在他们的眼中,一个人纳税或支付政府罚款与他去买报纸、买电影票之间根本没有任何的差别。人们在这些事情上都屈从于统治的权力,他是不自由的。因为正如Hale教授所言的那样,一个人的自由意味着“毫无限制地使用物品。”[6]也就是说,妇女编毛衣可能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丈夫,从而设置了我使用这件毛衣的障碍,所以我不自由。我也限制了其他人的自由,因为我反对其他人使用我的牙刷。根据这个理论,我这样做时就行使了一种私人统治权,它类似于政府将一个人投入新兴监狱*时所使用的公共权力。
令人吃惊地是,从这原理的陈述中可以推断出没有一个地方能发现自由。他们断定,他们所说的经济压迫与主人对于他们的奴隶所施加的压迫没有本质差别。他们拒绝所谓的私人统治权,但是他们不反对通过政府公共权力对自由进行限制。他们想将对自由的所有限制集中于政府之手。他们抨击私有制和私有权的法律制度,这些法律在他们看来,是保护私有财产权的法律,也即否定任何人可以享有侵犯私有财产的自由。”[7]
上一代的家庭主妇按照从母亲或从烹调指南上学习到的食谱自己做菜,今天,许多家庭主妇更愿意去买一罐装菜,加热一下,就可以与家人共享了。但是,我们知识渊博的导师们说,罐头工厂限制了家庭主妇的自由,因为在买罐头的过程中存在讨价还价,这阻碍了她自由使用罐头的权利。但那些没有受过学术指导的普通老百姓,却可能会说罐头厂生产罐头产品,扫除了消费者得到和使用罐头的最大障碍,或者说,根本不存在障碍。如果产品不存在,产品就不能满足任何人的需要。但他们错了,有学问的博士们说,工厂统治了家庭主妇,因为工厂集中了过多的权力,破坏了主妇的个人自由,政府的职责在于防止这样的恶劣侵犯,一位受到福特基金会赞助的社会主义流派中的另一支派的Berle教授说,财团必须在政府的控制之下。[8]
家庭主妇为什么愿意去买罐装食品,而不愿意求助于她们母亲和祖母的老方法?毫无疑问,因为她觉得这种方式更好。没有人强迫她。一些人——他们被称作批发商、推销商、资本家、投机商、股票投机者——通过投资于罐头工业,满足成千上万家庭主妇潜在的需求。还有其他同样自私自利的资本家,在自己的工厂里,给消费者提供了许许多多其他的产品。工厂越服务于公众,它的消费者就越多,它的规模也就越大。看一下美国的普通家庭,你就会理解工厂机器的齿轮到底为谁而转动。
在自由的国度里,任何人不得被禁止通过给消费者提供比现在更好的服务来获取财富。他们需要的仅仅是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工作。“现代文明,几乎所有的文明,”在英国杰出的经济学家中排位最近的爱德温·坎南说*,“建立于这样的一个原则上:为享受市场的人制造他所喜欢的东西,为无法享受市场的人制造他不喜欢的东西。”[9]所有这种关于经济权力的集中的论述是徒劳的。公司越大,它所服务的人民就越多,它就越来越依赖于讨好消费者、多数人、人民大众。市场经济中的经济权力,掌握在消费者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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