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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经常向我们保证，专政仅仅在由资本主义和代议政治阶段向每个人的需要和愿望得到充分满足的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这一阶段存在。[3]一旦社会主义的政权“得到巩固，经得起各种批评时，”琼·罗宾逊女士*，英国新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非常宽宏地向我们许诺，“即使独立的爱好音乐的社团”也将被允许存在。[4]这样，肃清持不同意见者成为我们享有共产主义者所称的自由的条件之一。以此观之，我们也许还会理解另一个著名的英国人J.G.Crouther先生的观点，他认为在保护一个上升阶级的时候，对危险分子进行严厉镇压，在科学上是站得住脚的。[5]这最明确不过了的，当所有的人都温顺地俯伏于一个独裁者脚下的时候，那儿将不再有持不同意见的敌人可肃清了。卡拉古拉*,托尔克马达*,罗伯斯庇尔都会赞许这种解决方法。
社会主义者发起了一场语义革命，将术语向其相反意思转换。在乔治·奥威尔*所说的他们的“新语言”中，有一个术语叫“一党制（the one-party principle）”。从词源上看，party来源于part，单一的party不再与它的反义词“整体”有差别，部分与整体重合了。一个单独的政党不是一个政党，一党制原则实际上是无党制原则。它压迫任何形式的反对意见。自由意味着在同意和不同意之间有权选择。但是在新语言中，它意味着无条件同意的义务，和对不同意的严格禁止。这种对政治术语传统内涵的颠覆，不仅仅是俄罗斯共产主义者的做法，而且还是其法西斯纳粹门徒的原则。这种社会秩序在废除了私有财产的基础上，剥夺了消费者的自治和独立，使每一个人都屈从于中央计划委员会的独断命令。如果不对这种社会秩序进行伪装，就不可能赢得民众的支持；如果他们直言不讳，告诉选民他们的最终目的是把人们投入奴役的境地，他们就不可能骗得了选民。他们必须在自由的正规用法上费尽口舌，赋予它以神秘的含义。
四
在策划欺骗性宣传的小圈子内，对自由的深入讨论却不是这么回事。在这儿，始作佣者并不掩饰他们关于自由的意图：自由在过去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当然有用，因为它给社会主义者提供了实现阴谋的机会。但社会主义一旦革命成功，个人就不再需要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行为了。任何变化都是对这个人类社会已达到社会主义天堂的美妙政府的破坏。在此种情况下，容忍不同意者简直是精神错乱。
于是，布尔什维克说，自由乃是资产阶级的偏见。普通民众没有自己的想法，他们不著书立说，不传播异端邪教，不发明任何新的生产方式。他们只想过日子，他们的阶级利益与以反对和革新为职业的智识分子的阶级利益完全不同。
蔑视民众是无知的做法。没有必要讨论这一点，因为问题不在于普通民众自己是否会运用思想、言论与著作的自由。问题在于这些平淡无奇的普通民众是否可以从比他们那些智力优越和意志坚强的人们的自由中获到好处。普通人可以漠不关心，甚至蔑视优秀人物的事务。但是他们可以享受创新者按他们的需要而设计出来的东西所带来的全部快乐。他们无法理解那些他们认为是空洞而琐细的论证。但是，一旦这些思想和理论被企业界的商人所运用，来满足他们某些潜在的需求，普通民众就能很快地获得新产品。普通民众无疑是现代科技的主要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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