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经济史上的这一伟大转折，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很快政治权力从少数特权阶层的手里转到人民大众。资本家的普选权很快发展为成年人的普选权。人民大众，在市场已经给予他们去选择企业家和资本家的权力后，就要求获得在政治领域里的类似权力。他们变成了选民。
这种现象被一些杰出的经济学家所注意到，我想最早可能是去世不久的Frank A.费特*，他认为市场是一种民主，每一分钱就是一个投票权。更确切地说，民主选举的代议制政府是一种尝试，它试图按照市场模式来建立宪政模式，但这种设计从来没有充分地实现过。在政治领域，总是多数人的意志占了统治地位，而少数人必须服从多数。民主法则虽然适用于少数人，但他们数量很少，以致于无足轻重。服装业不仅为正常体形的人生产服装，而且还为体型特大的人生产，出版业不仅为一般人出版欧式小说和侦探小说，而且还出版仅有少数人才懂的专业书籍。
第二个很重要的区别是，在政治领域，个人或少数人不得不服从多数人的意志。但在学术领域，私有财产使得叛逆成为可能。叛逆就得付出代价，在这世上，没有牺牲就不可能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是如果一个人真地付出代价，他就可以特立独行，游离于社会正统之外。想想克尔恺郭尔,叔本华,凡勃伦*，弗洛伊德这样的异端，社会主义社会为他们准备了什么样的环境呢？对于莫奈,库尔贝*,沃尔特·惠特曼, 里尔克或卡夫卡来说，又怎样呢?在任何时代，用新思维思考和行为的先驱者能够存在，是因为私有财产使得他们有可能反抗多数人的生活方式。但并非所有的先驱者在经济上足够独立，从而有可能拒绝多数人的流行观点。不过，他们发现只有在自由经济的社会，这芸芸众生中，才会有人去帮助和支持他们。如果马克思没有他的保护人、制造商弗雷德里·恩格斯，他能干什么？
三
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批判，在根本上带有缺陷，因为他们没有看到市场经济中的消费者主权。他们看到了等级森严的企业组织和企业计划，却没有意识到利润机制迫使商业服务于消费者。社会主义者固执地认为，资本家本性贪婪，工人受到他们恶意而残酷的剥削。社会主义者的视野从未越过工厂大门之外。他们和他们的追随者大谈特谈经济权力的集中，却没有意识到经济权力最终是掌握在由雇员占其中大多数的购买者手中。他们无法正确理解这些事情，因为这些事情被比作一个不恰当的隐喻：工业王国和工业公国。他们太迟钝了，以致于没有看到以下的差别：具有统治权的国王和大公，只能为一个更高权力的征服者剥夺权力，一个“巧克力国王”，只要消费者惠顾于另一提供者，他就会丧失他的“王国”。
这种曲解产生出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如果有哪个社会主义领袖曾经以卖热狗而养家糊口的话，那么他就会可能理解有关消费者主权的意义。但他们是职业的革命家，他们唯一的工作便是点燃国内战火。列宁的理想是按照邮局的模式去建立一个国家的生产系统，这种系统不需要消费者，因为它的财政赤字由强制性的税收所弥补。“这整个社会”，他说，“将要变为一个办公室和一个工厂”，[2]他没有看到；当世上只有一个办公室和工厂，人们不能在各种各样的企业中选择产品和服务时，办公室和工厂最核心的性质已经改变了。列宁对市场和消费者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所起的作用盲目无知。他不知道自由和奴役之间的差异。在他眼中，工人只是工人而不是消费者，他相信工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已经完全沦为奴隶；除非将所有的工厂和商店收归国有，他们的奴隶地位不会改变。社会主义用独裁者主权或独裁委员会的主权来取代消费者的主权。伴随着公民在经济上最高权力的消失，他们在政治上的主权也消失了。国家的统一生产计划废除了消费者任何计划的制订，与之相对应，在
宪法领域，一党制剥夺了公民去计划公共事务的机会。自由是不可分的，一个人不能在不同品牌的罐装食物和肥皂中进行选择，他同样也被剥夺了在不同的政党和党纲间进行选择和选举公职人员的权力。他不成其为人，他是极权社会设计师手中的一个工具，甚至他生儿育女的自由也被计划生育的优生学所剥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