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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以今天的观点来看，政府向百姓征税也是实现正常行政管理的必要手段，但赋税的多寡却牵涉到一个度的问题，这种赋税应该维持在政府正常运行和百姓支付能力之间的一个最佳点上才行，多了，“损”的过分，则老百姓不堪重负，少了，又不够政府的正常开支所需，显然都是不合适的。而这一点，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周易》就有了这种取民有度思想。 《剥.象传》：“山附于地，剥；上以厚下安宅。”孔颖达《正义》曰：“剥之为义，从下而起，故在上之人当需丰厚于下，安物之居，以防与剥也”。”[16]清人李光地撰《御籑周易折中》引刘牧曰：“君以民为本，厚其下，则君安于上”。这一卦上艮为山，下坤为地，山以地为根基，山高耸在地上，土若剥落，才附着于地，故曰剥落。所以，在上位的统治者，应当领悟这一道理，使观剥之象，施诸政治，应该厚待下属，恩加百姓，如此方可“安宅”，即统治地位也才能得到巩固。
那“厚下”的具体做法如何呢？《周易》的作者们认为，一是要取之有度，如上所说的厚待臣下百姓；二是取之有信，不能任意加赋，同时还要得到百姓的拥护。这就是《损卦》的思想了。《损》曰：“损，有孚，无咎，可贞，利有攸往。”讲的就是要心存诚信，才会吉祥没有咎害。《损.彖传》更进一步说：“损，损下益上，其道上行。损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这就是说，损之道自下而上行，下损上亦损，民损君亦损。万勿以为损民可以益君。损有时是必要的，但必须“损而有孚”，得到民众的信任、拥护。这从损卦的构成可以看出来，上艮为山，下兑为泽，损而失时失度，则必动摇统治者的根本利益。而根据黄寿祺的观点，“损益盈虚，与时偕行”，是把“损益”与“合时”联系起来进行分析，表明“损下”不可滥损，“益上”不可滥益[17]，也同样说明了这个观点。
然而，以《周易》的看法，单纯损之有度，损之有孚，还不足以达到“敬德保民”目的，还要有其它的“配套措施”才行，这就是要“损上益下”了。《益》卦曰：“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黄寿祺等人的解释是，“《益》卦象征增益:利于有所前往，利于涉越大河巨流”。[18]把这个意思继续引伸，就得出了要在尚未者损上益下的要求。《益彖》作了进一步的发挥：“‘益’，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自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庆；‘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动而巽，日进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于时偕行。”只要在上位者能够“损上益下”，就能够“民说（悦）无疆”、能够“中正有庆”、能够如何如何，但其第一条就是老百姓能够笑逐颜开，不仅符合天道，顺天而且应民，从而，只要老百姓能够满意，他们自会誓死效忠于统治者，也达到了维护统治的目的。
黄寿祺、张善文先生曾经总结道：“若将《损》、《益》两卦象比较，还可以看出，两者的立意是相互补充的:损下足以补上，上者收益又当施惠于下；损上足以益下，下者受惠亦可转益于上。”并引了孔子的话，以资佐证。旧籍记载，孔子读《易》至《损》、《益》两卦时，曾经发出“自损者益，自益者损”的慨叹，[19]乃至发其论曰：“《益》、《损》者，其王者之事与！或欲以利之，适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祸福之门户，不可不察也！”[20]、[21]事实也的确如此，两千年来，《周易》的这一损益思想对历代统治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对历代开国君主，或有为的明君，他们总是深谙此中三昧，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而不是杀鸡取卵，如汉高祖、唐太宗、明太祖等，在让老百姓过上了较为富足生活的同时，个人也取得了政治上的巨大成功，巩固了本王朝统治的同时也能流芳与于古。这也正是《周易》这部先秦经典流传到今天，依然能够具有其巨大生命力的精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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