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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共和制度是践行古典共和主义思想的产物，在中国这样一个广土众民的社会是不可行的。因为古典共和主义建立在至善论的美德观基础之上，它强调社群与国家利益的至上，强调公民的义务，只有在小国寡民的地方才能实行。只有在小共和国靠民俗民风的单一性才有可能产生美德与共同利益的强大共识，才能长久维持美德和对共和国的忠诚。将古典共和主义移植到中国这样的广土众民的社会，共和必然瓦解。因此，从一开始，民主共和的努力就注定要失败。
从1949－1956年，古典共和主义在中国从确立、发展走向了辉煌。建国后的抗美援朝、抗法援越等行动，自然而然地激发了人民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民族主义精神和公益心。再加上中国共产常在长期的国内革命斗争中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因而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和不可动摇的威信，以及领袖们的个人声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强调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人民应具有公益心的宣传就很容易深入人心。古典共和主义赖以建立的至善论美德观就得到了维护和巩固，因而共和制度在这一时期达到顶峰。
古典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是不相容的。因为古典共和过于依赖公民的爱国心和奉献精神，要他们有一种一心为公，为国牺牲的精神。而自由主义张扬人的个性，强调个人权利，个人的自由和合法权益不受国家的肆意侵犯，这是古典共和主义所不能容忍的，因为自由主义威胁到它赖以存在的基础。1956年反右派斗争时，古典共和主义在中国受到了严重的挑战。由于国内外斗争形势的缓和，经济、政治领域的一些问题逐渐突显出来。党外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提出了很多批评意见和建议，自由主义也活跃起来，反对对人性的过分压抑和意识形态领域的灌输。于是中共进行了所谓的反右派斗争。经过这次运动，古典共和主义算是勉强保住了它的根基，但运动本身又不可避免地加深了古典共和主义的危机，从而为其彻底失败埋下了伏笔。因为古典共和主义所鼓吹的美德不过是政治操纵与专制的面具，是反平等的精英主义意识形态。由于缺乏制约其领袖权力的机制而容易自我毁灭，沦为独裁。而领袖人物会蛊惑民众，并极力摆脱对其权力的脆弱的制衡，开辟通向专制的道路。这从1956年反右派斗争就看出了古典共和主义失败的端倪。
果然，随之而来的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更需要弘扬人民的无私奉献、一心为公的美德，表面上看来，这又从根本上夯实了古典共和主义的基础，其实恰恰相反，它蕴涵着深刻的危机，预言了古典共和主义将名存实亡。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超越了生产力的发展，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其必然失败的命运，并进而导致严重的三年自然灾害。三年自然灾害中，古典共和主义的弊端在经济、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弊端充分地暴露出来。怀疑产生了，动摇出现了，一味地强调国家利益至上、极端的“一大三公”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人民遭受了建国后从未有过的苦难，这从根本上给古典共和主义以致命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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