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移改。也是对原来的例加以整合，将其中的一些条文移易其类属位置。
其四，续纂。这是指在原来的例中加入所没有的新内容。
其五，删除。将原来的例中的某些内容删削除去。
《大清律例》中的例，来源于司法判决时所推条理。《律例增修统纂集成》凡例云：“凡各省条奏及咨请，部示准驳，供刑部随案修改例文，应纂为例”。梁启超据此而对例的来源得出断语：“是条例之渊源全出于判决时所推条理也。”50 例在清代与律同入法典是中国法的形式的一个重大的变化。梁启超对这种变化给予充分的肯定。他说：“夫例既能与社会新现象相应，而其性质复与律有同一之效力。且律例抵触，而所适用者在例不在律。则律虽有根本法之虚名，而其中一大部分，已成僵石。今日法庭最优之势力，实判例之势力也，即梅因氏所谓判事制定法也。我国所以当二千后之今日，而犹得使行用李悝之法者，以此，我国法律之性质所以不明了，而其效力所以不强固者亦以此。”51
2、行政法
如前所述，是《唐六典》开启了中国行政法典的编纂事业。自《唐六典》颁行以后，历代相沿，元代有《元典章》，明代有《明会典》，清代则有《大清会典》。而元、明、清的这些法典，都是渊源于《唐六典》。行政法典的编纂和流变，使得中国成文法典呈现两大系列：刑法典和行政法典。刑法典便是历代的律，行政法典则是唐代以来的会典。
然而这里需要指明，中国历朝所谓行政法典与现代意义上的行政法典是有很大差别的。它们不是现代纯粹意义上的行政法典。“明清两代之会典，实并律之所规定者而悉收容于期间。故会典之与律例，实为全部法与一部法之关系。”52 例如，在《大明会典》的“刑部”这一部分中，将《大明律》全文悉载之。这一点是务必需要注意的。
明代的行政法典编纂，起于明孝宗弘治十五年，是年修成《大明会典》，并于武宗正德五年，修正刊布。《大明会典》的编纂以《唐六典》为蓝本，以官职为纲，将各部所属法规汇载于一体，共一百八十卷。分为九个部分：（1）文职衙门和宗人府（卷一）；（2）吏部（卷二－十五）；（3）户部（卷十六－四十）；（4）礼部（卷四十一－一百零五）；（5）兵部（卷一百零六－一百二十五）；（6）刑部（卷一百二十七－一百四十六）；（7）工部（卷一百四十七－一百六十三）；（8）都察院（卷一百六十四－一百六十六）；（9）通政司等〔卷一百六十七－一百八十〕。其中，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等六部所占，共一百六十多卷。“一切法规，悉网罗于此间。其余诸卷，不过列官名与职掌”而已。53
清代的会典编纂自康熙二十三年起，二十九年颁布，共六十卷。其后雍正十年续修，亦六十卷。乾隆二十九年第三次续修，共一百卷。嘉庆十八年第四次续修，共八十卷。梁启超说，康雍期间的会典编纂可以说是属于草创，“且纂修官分任各门，殊缺统一，故不免枝曼复沓”。到乾隆时，会典的体例才完全形成。及至嘉庆中叶，距成书时约60年，其间发生许多重要事例，故有续纂之举。最后在同治十二年，开始第五次续修，历时20余年，草案将成，由于义和团变故，至梁启超撰文时仍然不就。54
清代会典的性质和内容，难以现代意义上的行政法典来概括。乾隆钦定的《大清会典》凡例中说：“以典章会要为义，所载必经久常行之制，兹编于国家大经大法，官司所守，朝野所遵，皆总括纲要，勒为完书。”从这里可以看出《大清会典》的驳杂或芜杂。梁启超甚至说《大清会典》是举凡成文不文法，罔不包举。但《大清会典》所尤注重规定的，则是行政机关的组织权限及事务准则。
有意思的是，梁启超对中国的行政法典编纂是引以为豪的。他引述日本织田万氏的言论，说现今各国除葡萄牙外，无一国有专门编纂的行政法。迄当时为止，“最浩博之行政法，惟我现行之大清会典，非虚言也。”他还引述织田氏的话，说欧洲诸国所以无行政法典，一则因为行政法的性质决定了不便于编为法典；二则因为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还未充实，理论准备还不足以支持行政法典的编纂。而中国则立于此通例以外，故行政法典早发达。55
3、会典与则例：稳定的法与适时变动的法
梁启超在研究清代会典的时候，提出和研究了则例问题。
则例是什么呢？是会典的一种补充。则例也是例，行政法中的例同
刑法中的例所不同的是，行政法中的例是以例辅典，而
刑法中的例是以例辅律。例与律的结合，是形成一个统一的法典，在清代称之为律例；例与会典的结合，其形式则不同，在乾隆之前，每每将重要的例编入典中，体裁一如律例，到了嘉庆续修时，其编纂方法大加改良，于大清会典80卷外，别有所谓大清会典事例920卷，同时发布。56
会典既然是经久常行的大法，它便是所谓根本法。而根本法是不可轻易动摇的。所以，乾隆本会典的凡例说：以后在立法方面如有因时损益之处，一般具体细节，仅通过修改则例来解决，即便是有关大体的事项，亦应当作少量的改动，而不必使全书变动，应当尽可能地使根本法一劳永逸，以便遵循。凡例的这一申明，体现了尊重根本法的精神。然而问题是，社会现象的推移是客观的，终非可以用一成不变之法，来适用于永久。于是便需要在会典之外，存在别的法。这法便是“则例”。中国古代成文法编纂事业虽极盛大，然而这一事业在很大程度上是同注重例的选择分不开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成文法的发达，同近世国际法的发达颇有相同的情形，国际法是纯以先例为主而形成的。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