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李悝编著《法经》，集前此成文法、习惯法之大成，全面总结了前此中国成文法的立法经验，开创了中国成文法大一统的局面。在此之前，中国成文法是单行法和法典并行而以单行法为主；自此以后，中国成文法则以法典和单行法并行而以法典为重。这是中国成文法发达史上的历史性转变。李悝的《法经》，汇聚了前述中国早先的成文法，也网罗了其他未能载于传记的成文法，还反映了那些没有著于竹帛的习惯法。《法经》将中国的局部法改造统一为一般法，成就了统一中国法律的大业。中国之有《法经》，犹法兰西之有《拿破仑法典》。虽然《法经》不及《拿破仑法典》的内容丰富和理论的深远，但两者在集各地法律之大成而完成国家法律之统一方面，则是相通的。20
（二）魏晋之间的《新律》
在李悝《法经》之后，为梁启超所特别看重的法典编纂之大事业，是魏晋之间《新律》的编制。出自汉相萧何手笔的《汉九章律》，虽然在《秦律》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但在发展更快的社会生活面前，它日益显示出不敷需要的窘迫之境。这就使得为政者不得不藉助颁布诏令、创制判例以及做出法律解释来弥补九章律之不足。到了东汉末年，已有律六十篇、令三百余篇、法比九百余卷、章句七百余万言。它们之间存在着大量的矛盾、冲突和“事类虽同，轻重乖异”的弊病，虽然法的数量可观，却不能有效地适应客观情势的需要。这种状况的存在，使得新法典编纂之必要，迫在眉睫。于是，“魏明初政，厉精图治，乃命司空陈群，散骑常侍刘邵，给事黄门侍郎韩逊，议郎庾嶷，中郎黄休、荀诜等，删约旧科，傍采汉律，定为魏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收官令》、《军中令》合一百八十篇。”21
魏晋之间的新律编纂事业，对秦汉旧律的革新以及它所显示的主要贡献，有以下诸端：
其一，严格分清律和令的界限。汉代律令，并为一谈，而晋代新律，则将律和令较为严格地区分开来。所谓律，是含有固定性质的法，一经施行，即便是君王亦不得以私意轻易改动。所以近世文明国家，十分注重法律与命令的区别，不许以命令变更法律。22 在中国专制时代，虽然难以做到这一点，但将律与令区分开来，分出主从，以令为律之补助，违令有罪才能入律，只有依据律才能治罪，的确是一个大进步。
其二，注重立法的学理根据。汉律采摭秦法，补苴一二，对立法原理，少所推求。然而推行数百年后，虽然更加棼乱猥杂，但此间对法的解释的学派却大兴，学说如鲫，学理斐然。魏晋人对这些学说和学理加以研究，取精用宏，成就卓然。据《唐书·经籍志》所载，有刘邵撰《律略论》五卷，贾充等撰《刑法律本》二十一卷。23 这些都是当时起草人员的著述，就好比日本的《
宪法义解》、《民法原理》等一样。有这样的研究成果支持，新律的条文自然有学理上的根据。24
其三，郑重法之公布形式。汉代的法律是没有正式公布的，因而皇帝一时的诏令，法官办案的判例，学者个人的学说，都能冒法律之名，与法有同一的效力。魏晋律则特别重视法的公布，所编制的法，一概公布。这不仅对于法制而且对于法学，都是很有意义的。正由于当时有《新律》之故，法学便作为一种科学逐渐成形。
此外，魏晋《新律》增设了大量新的规定，删除了大量重复条文，调整了篇第结构，并且在明白易懂方面比之以往大有改进。
魏晋《新律》的这些贡献和成就，使其成为继李悝《法经》之后又一个特别重要的里程碑，它的产生是中国法制史上首先是立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的价值和影响都是非常重大的。在它之后，南北朝直至隋唐的法律都是因循它的轨迹而少有更革。它是连接和媒介《法经》与《唐律》的枢纽。诚如梁启超所言，尔后每度易姓，必有新法典发布，然而基本上都是沿袭魏晋，无大改作。25
《新律》的产生，从根本上说，是社会生活的发展使然，是统治者为政的需要，而其直接原因则在于当时整肃立法之必要。在《新律》的产生过程中，历经种种努力和波折，期间出现诸多可以垂名立法发展史册的君臣。
梁启超根据魏律的序言，研究和记述了颇为详细的情形。梁启超指出：以《新律》为主体的魏律或魏法，比之秦汉之律，篇章大有增损，编次亦多移易。其内容今虽不可得见，然而它将汉代诏令法比乃至诸家之学说，广加网罗，其用力之劬，是汉初立法所不可同年而语的。汉高祖未尝有过立法制以福天下之志，其臣又没有管仲、子产、李悝、商鞅之才，可以胜任立法事业。萧何原本不过是个刀笔吏。叔孙通不过是个阉然媚世的贱儒。一国法制，就全然仰仗此辈，其因陋就简，蹈袭秦旧，东涂西抹，就是不难理解的了。及至不敷需用之时，“则任嗣君之是非以为诏令，凭俗吏之抑扬以为法比，与原有之根本律，分弛矛盾，曾无一贯之原则以枢纽之，无秩序无统一。故法愈多而弊愈不可胜穷。盖自文景武之世，而学者已极言改制立法之不可以已矣。”26
《汉书·
刑法志》在叙述孝武时代的现状时，称当时的情形是：“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是以郡国承用者驳，或罪同而论异，奸吏因缘为市。”事实很清楚，只有整肃立法，删定律令，才能达致“愚民知所避，奸吏无所弄矣”。27 最初倡议修正刑法典的是宣帝时的郑昌。元帝、成帝，亦曾两次下诏议修正法典。元帝诏云：“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难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烦多而不约，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罗元元之不逮，斯岂刑中之意哉？”成帝诏云：“今律令烦多，百有余万言。奇请它比，日以益滋。自明习者不知所由，欲以晓喻众庶，不亦难乎？”然而由于臣下无足以担当这一重任的人物，修律之业未果。班固也是当时主张修正
刑法的论者之一。和帝、献帝时也有人倡议或私人纂述法典，但未能成就大业。到了孝武时代，汉律“已苦其猥杂棼乱，况复加以三百年间不秩序不统一之科令，日出而不穷，其有法等于无法，渐演出无政府之现象，势所必然矣。故编纂法典，殆时代最急之要求，而当日救济社会唯一之手段也。”28 但是，直至魏明初政，天下稍苏息，方始从事斯业。“而陈群即出其家学以当编辑之任。”29 这样，编修新的法典一事，经过数百年倡议和努力，到这时方真正开始实施。及至司马文帝为晋王，又命贾充更事编制，而以郑冲、荀觊、荀勖、羊祜、王业、杜友、杜预、裴楷、周权、郭颀、成公绥、柳轨、荣邵14人典其事。他们多半为一时名宿，以学问闻明于世。泰始三年，编纂事毕，武帝亲自临讲，使裴楷执读。第二年正月，大赦天下，正式颁布新律。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