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考证了中国最早成文法的某种来源及其原委。他认为中国法有一部分大体上可以认为是继受苗族法而来的，比如
刑法就可能是基于继受苗族之法产生的。梁氏所说的中国法，亦即汉民族的法。他引述《尚书》中《周书·吕刑》所云：“苗民勿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椓、黥，越兹丽刑。”梁启超说，这一记载可以说明“五刑为苗族所创，其迹甚明”。梁氏又进一步以《墨子·尚同》中说过“譬之若有苗以五刑然”来证明。9
为什么中国
刑法是继受苗族法而来的呢？梁启超的解释是：“自黄帝迄今于舜禹，我族与苗族为剧烈之竞争，卒代之以兴。于是彼族之文明，吸收以为我用。
刑法于是起焉。”10 这种
刑法，起先并不适用于我族，而仅仅是适用于彼族，目的是以彼族之刑法制彼族之人。因为苗人的
刑法颇为肆虐，故用其回制苗人。这恰如《周书·吕刑》所云：“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看来，“以夷制夷”这一套，从很早的时候起，我们的祖先就深谙其道了。
梁启超继续引经据典地论证这一点。他援引《尚书》中的《虞书·舜典11 》帝命皋陶所云：“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然后梁启超说：“皋陶为司法官，而其职权所辖治者，乃在蛮夷，是其证也。”这的确是个证据。梁启超还以《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所云“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为证，说这大概是上古时普遍的观念。并说《礼记·曲礼》所云“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也是这个意思。梁启超还援引《唐律·名例篇》的规定：“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这一规定的意思是说，凡外国人，属于同一国人之间发生的犯罪，依照其本国的习惯和法律处理；属于不同国籍的人相互之间犯罪，依照唐朝法律论处。梁启超以唐律的这一规定作为附言进一步佐证他的观点。最后他概而言之：“治异族人，还以其族固有之法律，实我国法学上之一原则。此原则导源于黄帝尧舜时代，至唐时则明著诸法文中。”12
在梁启超之前，从中国学人的著述中，难以发见专门关于中国法与其他民族法之间继受关系的论述。梁启超考证和阐述了这种继受关系，这无异于为我们提供了显豁学者关于民族之间法的继受性思想。他所抽象出来的以属人主义为内核的法的适用原则，在法理上亦颇有价值。遗憾的是，他又根据这一原则说道：“今日之领事裁判权，施行于国中，而恬不以为怪者，亦自此观念演出也。古代法律，率采属人主义，即罗马法、回回法，莫不皆然，又匪独我矣。”13 这就陷入了直接为殖民地的领事裁判权制度辩护，真是匪夷所思了。
中国早先成文法的另一个重要来源便是礼。梁启超说：“我国古代，礼与法视同一物。礼者，即规律本族之法也。故凡礼制之著于竹帛者，皆可认为一种之成文法。”14 梁启超还引《论语》所说的话：“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说这种沿革因袭，恐怕就如《汉律》对《秦律》、《大清律例》对《大明律》的沿革因袭一般。并且，梁启超进一步说，倘若礼可以被视为成文法，那么，周代是有着“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的，这简直可以说是中国最古最繁之法典了。
这里值得注意的有三点：一是周代是中国早先成文法的繁盛时代；二是梁启超把礼与法等同起来，认为礼就是法；三是他认为礼就是专门规制本族的法。按照梁氏的后一说法，中国早先的成文法似乎分成了对内、对外两个部分，一个是对内适用的礼，一个是对外适用的刑，礼是出自本土，而刑则来源于苗族。
这种把礼和刑认作中国早先成文法的两个组成部分的说法，在研究中国早先成文法的分类问题上，不失为一种参酌方式。但对礼和刑的适用，简单地分别作对内和对外的划分，是难以同事实和法理相吻合的。因为无论是事实还是法理，都不可能将刑的适用完全排除出某个民族之外。因此，我们大概可以将梁氏的观点作这样的修改：来源于苗族法的中国
刑法，只是开初的时候是仅适用于外族的。到了后来，刑不仅适用于对外，而且也适用于对内了。至于是什么时候发生这种变化的，梁先生未有告诉我们。
就法的内容而言，梁启超认为中国早先成文法首先是
刑法。日本学人织田万，说中国的行政法典实际上是先于刑法典而成立的，说周礼实际上就是周公之政典，是世界上最古的行政法典。梁启超不能认同这一说法。他明确指出：“《周礼》一书，真伪未有定论。织田氏之说，吾非能绝对的表同情者也。”他赞同德国学者里斯特的所谓“法律发达史之第一页，必属于
刑法”的观点，认为这是公例，中国也不能例外。他具体例证说：“今翻观
刑法方面，虞之五刑尚矣。”《左传·昭公六年》曰：“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可见“夏商周三代，各各有成文
刑法也明甚。而《书·吕刑》一篇，则法文之见于经传而尤可信据者也。”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