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们再来讲一下第三个问题，
刑法的合宪性的现实问题，也就是
刑法的合宪性如何来实现。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因为
刑法作为一个重要的部门法，在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是受到国家的
宪法的制约的。在这个意义上说，
刑法基于对
宪法的服从性、从属性，
刑法应该从
宪法中获取自身的正当根据，获取它的价值的来源。为了实现
刑法的合宪性，我认为需要提出以下几个具体的问题来进行研究。第一是关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入宪问题。罪刑法定原则，它不仅仅是
刑法的原则，也是
宪法的原则。因此，罪刑法定原则应当在
宪法中得到确认。这就是罪刑法定的入宪问题。在我国1979年
刑法修订以后，在
刑法中规定了三个原则，一个是罪刑法定原则，一个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一个是
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一般认为，
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是
宪法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在
刑法中的直接体现。但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原则是
宪法所规定的适用于各个部门法的原则。因此，这个原则对于
刑法来说不具有独特性。对于
刑法来说，最重要的原则还是罪刑法定原则。因为罪刑法定原则才能真正揭示法治国家
刑法的最基本价值。因此我认为，罪刑法定原则应当在
宪法中加以规定。罪刑法定原则的出现，可以为
刑法提供更加明确的宪政基础。我国刑法虽然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但是这并不能否认罪刑法定原则入宪的必要性。我认为，罪刑法定原则入宪至少具有以下三方面的意义。第一，是它的宣传的功能。罪刑法定原则的宣传功能，因为罪刑法定原则一经进入
宪法，就成为宪法规范，而所有的法律规范中，宪法规范的效力是最高的。罪刑法定原则在
宪法中规定，具有最高性，具有谕示社会的意义。第二，罪刑法定原则具有对于司法权的限制机能，在
刑法中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当然可以使它发挥对于司法权的限制功能，但仅此还不够，还需要从司法职权上对司法机关的政治属性活动进行限制。而
宪法是根本大法，在
宪法上涉及到司法机关职权的规定，在
宪法中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就可以使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体现在司法机关的职权的规定上，从而使得罪刑法定原则对司法权的限制表现的更充分，更具有明确的法律根据。第三，在
宪法中规定罪刑法定，更为重要的价值在于对立法权的限制。我们认为罪刑法定原则不仅仅表现为对司法权的限制，它更为重要的是对立法权的控制。因此不仅对于司法机关的刑事司法活动，也就是定罪量刑活动提出一个是否合宪的问题，而且，对于立法机关的刑事立法活动同样也有是否合宪的问题。我国刑法规定，
刑法是根据
宪法制定的，表明刑事立法权是受到
宪法限制的并以
宪法为依据的。因此，只有把罪刑法定原则在
宪法中加以规定，把它确立为
宪法的最高地位，才能对有关的立法机关的刑事立法权加以限制。通过发挥罪刑法定原则对刑事立法权的限制功能，只有入宪才有可能。
